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跨越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他不仅创作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山水情》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问世。浩然一度在海内外的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在“文革”时期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密切关系,他也成为当代文坛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本文认为,浩然的作品,无论是从创作理念、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还是语言风格来说,都体现了强烈的本土性特征。而浩然的成长和创作一方面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另一个方面又与他对文学的理解和个人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包括绪论、结语在内共7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五章。第一到三章主要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作品中的阶级斗争话语和乡村叙事三个角度考察浩然创作的本土性特征,第四、五章在回顾浩然评价史的基础上,对浩然作为一位作家的产生和创作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本文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并结合文化研究、比较研究、传记批评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浩然的创作及评价史进行分析。绪论部分首先对浩然的创作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并简要回顾了浩然研究现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本文认为浩然其人其文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仍然具有分析研究的理论价值。第一章探讨了浩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这主要体现在“文学为了宣传”、“永远歌颂”和“写农民,给农民写”三个方面。从浩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过程两个角度来看,浩然终生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矢志不渝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二章主要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例分析浩然作品中的阶级斗争话语。首先,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文学作品中阶级斗争的叙事话语是随着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进行而发展起来的。丁玲等人的创作一方面奠定和规范了这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的转换。通过分析《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作品中主要英雄人物、中间人物、日常生活细节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浩然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话语逐渐强势的过程。第三章从乡村风情、人伦情感、农民文化和本土化的语言四个方面分析了浩然对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浩然的创作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富于地方特色和乡村情趣的华北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而《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作品所表现的矛盾和冲突都与阶级斗争有关,但作品中温暖的人伦情感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浩然作品中大量本土化的农民语言,如对绰号、口语和俗语的运用以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既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也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文学特质。第四章首先梳理了过去50多年来对浩然的评价。浩然评价史以新时期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政治化”的评价是一个共有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政治化”的批评并没有追究批评自身的责任;其次,它忽略了浩然创作中的某种“真实性”,他曾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他曾经对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读者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第五章从时代契机和作家自身两个角度探讨了浩然的成长道路和创作理念。浩然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的时代,尤其是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方法也是有时代共性的。但是浩然创作中的问题也有他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通过与赵树理的对比,可以看出,主导浩然创作的并不是实际的生活体验,而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浩然之所以无条件地服从主流政治话语,完全地融会于集体意识的一个原因。本章还探讨了浩然性格上的好胜心和虚荣心对他的人生和创作经历的影响,这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浩然。此外,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对新世纪以来的11年中浩然研究的新成果就能行了梳理和分析。结语部分认为浩然的一生都与时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曾经是浩然投身文学创作的原始动力和后续推进力,然而也曾经极大地限制和损害了他的创作。当然,任何人,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超越身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浩然本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度认同,对一度流行的创作观念的无条件接受,对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达方式都需要反思。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对浩然和他的创作有更加清醒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