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是围绕《史通》与刘知几文史观问题展开的。其中,主要谈的是文史分合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的题目。文之于史,“分为异体,合为一家”。具体到某部作品,界限似乎很明显。但纵观中国文史名著,或者大而言之,以整个中国学术史为观照对象,文之于史到底是分还是合,分在何处,合在哪里,则很难说得一清二楚。文之与史,一江东去,至《史通》书成的初唐,仿佛二水分流,皎然异辙。当然,这只是学科分类层面的一个形象说法。实际上,因为“史蕴诗心”,“诗具史笔”,文史直到今天也没能截然两分。《史通》与刘知几的文史观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其中不乏独树一帜的见解。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一、《史通》的“史著不朽说”。在著述观念上,刘知几推崇“史著不朽说”。刘知几是一位杰出的史家,对史学倍加推崇。他在孔子、司马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史著不朽说”。尊史抑文,试图分开文史。二、《史通》的“史书纯洁化”观念。刘知几提倡“史书纯洁化”,他要求史书思想、内容及其语言都要纯洁。通过史书的纯洁化,借以把文学剔除出去,从而使史学独立出来。三、刘知几的文学观念与《史通》的文学批评。刘知几是位杰出的史家,同时又具有突出的文学才能。刘知几认为诗、赋、抒情性文章、实用性文章都是“文”。各个时代都有可以传世的不朽之作。刘知几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现实、补察时政并有所讽谏,反对片面追求辞藻雕饰而忽视实际内容的做法。刘知几的文学观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顺应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四、《史通》的叙事观。文学离不开叙事。史学更是以叙事为生命,没有叙事就不会有历史。叙事是文与史的交叉点。刘知几谈论史时,提出史著不朽说,力倡史书纯洁化;谈论文时,对文学大加歧视,批评文章过于夸饰雕琢,目的就是区分文史。刘知几的上述看法确实指出了文史的不同之处,但是在其涉及叙事问题时,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文史难分的胶葛之中。刘知几想分开文史,但现实是两者根本无法彻底分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阐述《史通》叙事观:一是内容的求实和叙事的虚构;二是对叙事细节的处理;三是文史兼重的叙事手法。五、“文史分合”轨迹述论与刘知几文史观。从根本上说,文史两家至今也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区分文史的努力和文史难分之现实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处理如何区分文史的问题时,刘知几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对我们今天而言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