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大经济体均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其中也包括日本。针对日本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以及通货紧缩的情况,日本政府于2010年10月实行综合货币宽松政策(CME),以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但此举并未有效促进日本经济的回暖。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个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以改善经济情况。其中,美国率先采用大规模资产购买的方式扩大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以补充流动性,这一举措被称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即QE政策。随后欧元区、英国等国家地区也纷纷推出QE政策,旨在修复危机后的经济情况,日本也加入其中。2012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实施更为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引入“价格稳定目标”,即将通货膨胀目标设置为2%,并采用“开放式资产购买措施”(Open-Ended Asset Purchasing Method)。2013年4月,新任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正式将此次资产购买措施定义为“量化和定性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asing)”。QQE政策实施后,日本政府多次对其进行修正。负利率政策(NIRP)以及收益曲线控制政策(YCC)的引入使得日本QQE政策更加贴近本国实际情况,成为独立的、系统的非传统货币政策。2018年7月,日本银行再次将前瞻指引的传导机制引入QQE中,并将QQE的目标期限延长至2020年。因此,QQE的研究有助于分析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日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日本也在其中。日本作为中国贸易往来第四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或会使中日联系紧密。因此,日本政策的制定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影响。QQE政策在日本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美经贸摩擦后,日本与中国之间将会有更加紧密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因此对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对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VAR模型研究了日本QQE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以日本基础货币、中国产出缺口值、通货膨胀率缺口值、中日有效汇率以及上证指数为变量,建立VAR(2)模型,分别给日本基础货币一个正的冲击,采用广义脉冲方法得到关于中国宏观指标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并加以分析。研究发现,日本QQE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两个阶段的QQE政策为日本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中国的外部需求;(2)日本QQE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反映在工业企业层面;(3)日本QQE政策提高了日元/人民币汇率,促进日本出口,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因此中国应该更加注重根据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相应措施,以保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