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同伴告知指向性传播疾病感染者的现在和过去性伴以及注射器共用人员告知有关危险并提供咨询、检测、治疗等服务的公共卫生行为。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控制性传播疾病的重要策略之一,在降低高危行为和控制疾病爆发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国际组织将同伴告知视为预防新的HIV感染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国外的不同研究中HIV阳性者同伴告知率有较大差异,大多在27%～69%之间。将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告知同伴的主要原因有期望获得经济、精神、情感和社会支持,不告知的原因有害怕性伴的负面反应。影响同伴告知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感染者的自我效能等。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同伴告知可以发现潜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通过改变高危行为预防HIV感染或传播,患者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没有增加家庭、性伴关系解体和新性伴关系形成的概率,也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但国外研究也发现,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性伴或吸毒同伴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同程度的受到歧视、暴力,甚至与性伴离婚。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出台后同伴告知的现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对于同伴告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目的了解澜沧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同伴告知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探讨适合我国同伴告知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2009年4月到8月在云南省澜沧县对目标人群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收集30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基本人口学特征、高危行为特征、性伴告知现状等信息。使用EPiData软件录入数据,使用Statistical Program for Social Sciences (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卡方检验、T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研究结果305名HIV/AIDS中,男性165人,女性140人。异性性传播占66.2%,静脉吸毒传播占23.6%,兼有静脉吸毒和异性性传播占8.2%。有吸毒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20.2%(22/109)将自己的感染情况告知吸毒同伴,79.8%(87/109)不愿意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吸毒同伴。告知吸毒同伴的原因主要有“这事迟早会被他们知道”,占36.4%,“他们已经知道结果”,占28.6%等；不告知吸毒同伴的原因主要有“担心受到歧视”,占33.3%,“不愿意暴露吸毒伙伴身份”,占25.3%等。有固定性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1.5%(174/283)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了固定性伴,37.1%(105/283)未告知固定性伴。告知固定性伴的原因主要有：“配偶已经知道结果”47.1%,“希望能得到配偶的关爱或安慰”44.8%等,不告知固定性伴的原因主要有“担心受到歧视”18.1%,“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沟通”16.2%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确认时间(OR：2.7,95%CI：1.1～6.5,P<0.05),告知场所(OR：3.8,95%CI：1.2～12.7,P<0.05),艾滋病知晓情况(OR：4.3,95%CI：1.3～14.3,P<0.05)是影响吸毒者将其感染HIV的状况告知吸毒同伴的因素；文化程度(OR：0.4,95%CI：0.2～0.9,P<0.05),家庭主要经济创收者(OR：1.9,95%CI：1.0～3.5,P<0.05),告知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OR：0.4,95%CI：0.2～0.8,P<0.05)是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感染状况告知固定性伴的因素。诊断为HIV后,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的人数明显减少,与固定性伴和非商业非固定性伴性生活频率明显下降,与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上升。告知性伴与不告知性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比,非固定性伴数量少,坚持使用安全套的人数明显增加。研究结论针对不同人群告知率不同；实施性伴告知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固定性伴的危险行为减少,性伴数减少；促进了性伴及早接受咨询和检测等医疗卫生服务,发现潜在的感染者。为有效控制HIV的传播和蔓延,应将性伴告知作为一项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有效干预策略,及早发现潜在的HIV感染、减少高危行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感染与传播。同伴告知受艾滋病知晓情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文化程度、咨询服务的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应继续加大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提高咨询检测服务的质量、加强心理干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