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元代江西文学群落。元代江西文学经历了由庐陵为中心到抚州为中心的转变，并最终突破地域局限走向京师，于是历时性形成三大文学群落分布的特点。　　第一章，元代江西文学的生成背景。本章认为:江西学术影响了江西文学群落分布和地域文风，影响了江西作家的个性气质，还影响到江西文人的重史之风;元廷一系列政治、科举等文教措施成为江西士风的风向标，前期作家开始有了颂美元廷的思想，后期作家开始被推向历史的前台，江西文风在元延祜年间因政治、科举发生急剧性变化。鹰潭龙虎山是元道教圣地，江西受其影响，道教盛行，士流和道流的交往非常普遍，道教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丰富了作家创作题材，还影响了作家的诗文风格。元代前期文坛，江西文学以庐陵为中心，以刘辰翁父子为首;元中期文坛，南北文风融会，主流文坛开始形成，江西文学中心转移到抚州，以吴澄为首;吴澄弟子虞集在京师逐渐成为一代文宗，以他为中心又聚集了一批江西籍作家。元末江西文学大家凋零，直到明初才又恢复它的辉煌。　　第二章，元前期江西文学群落——以庐陵为中心。本章认为:刘辰翁入元生活的十五年对江西文学意义重大。他影响下的元初庐陵奇崛文风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这和区域学术主要是心学分不开。他的老师欧阳守道学术上融会朱学和陆学，文学上尚自然真情，这对刘辰翁产生了影响。围绕在刘辰翁周围的一群遗民作家，受文天祥精神的感召，张扬了气节和民族大义，尤其赵文的观念和创作呼应了刘辰翁奇崛文风。刘将孙和刘岳申、刘诜号称“庐陵三刘”，他们是庐陵文学群落第二代。刘将孙文学思想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和他师心法自然的文学观念分不开，他在张扬个性与抒发性情方面继承了刘辰翁和赵文，但他把心的追求发扬到极致，比他的父辈走得更远。刘诜与刘岳申则在刘辰翁、刘将孙父子去世后成为庐陵文学的代表，积极发起与馆阁文臣的对话，他们对刘辰翁父子文学地位和庐陵文脉的维护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声音在举世同一风的元中后期文坛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刘岳申、刘诜的创作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已经更接近元中后期的盛世平易文风。　　第三章，元中后期江西文学群落——以抚州为中心。本章认为:元代大儒、抚州人吴澄在江西文学的重要地位要等到庐陵刘辰翁父子去世之后。吴澄在学术上重实学、主张融会朱陆，抚州学术在他带领下形成了折衷兼济的特点。他在文学批评上颇有儒者情怀和地域观照，对庐陵文学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主张个性情志与世教伦理的统一，即在庐陵文人重个性基础上添加了社会情志、伦理世教的考虑，他用儒者的平和改造了江西奇崛之气。他的学术和文学体现了积极用世的面貌，这和元廷统治阶层的要求是合拍的。抚州人何中是著名的儒者、隐士，又是吴澄的表弟，他的诗文创作也显示出儒士和文士兼具的特点，是对吴澄的一种呼应。除虞集外，吴澄其他门人作品存世极少，但方志记载反映这些人接受了吴澄的学术和文章风格，江西文风逐渐从庐陵的奇崛转向抚州的平易，抚州的地位由此突出。　　第四章，元中后期江西文学群落——聚集京师的江西籍文士。本章节认为:虞集在元后期对江西文士极具感召力，他继承了吴澄折衷兼济的学术特点，具有融会贯通的学术品格。他于天下有“一道德同风俗”政治理念，于人希望有君子人格和圣贤气象，所以积极推扬平易正大的文风，在他周围还有江西籍文臣揭傒斯、欧阳玄，他们对盛世的认同一致，对盛世文风的理解相近，他们对庐陵奇崛诗文风尚进行了批判，对江西后学进行积极的培养和援引，他们前后相继，引领了一代盛世文章。他们的后继者，新喻人傅若金，诗文平和典雅，在他身上典型反映江西文士诗文观念的变化;抚州人危素，是江西人在朝最后一个文臣，他沿着盛世文学理念在至正朝成就了末世文宗的地位。入明后，江西籍馆阁文臣平易正大之风被明前期台阁文学作家所接受。　　最后为结语:元代江西存在鲜明的地域文学流派无疑。至于统括庐陵、抚州、江西籍馆阁文臣为更广义的“江西文派”的推想，可能会给人先入为主的强解之感，似乎笔者是预先将他们作为一个派别来观照，但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思辨性质的科学研究，它应当容许这样的假设，只是这样的假设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也期盼得到专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