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影响人类社会存续的首要因素,生育生态的平衡发展对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进入现代社会后,我国面临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出生性别比失衡等诸多生育难题,这不仅使得社会生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阻碍,也为“4+2+X”的主干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抚育负担。人是生育选择的最终决定者,而这些生育难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因为适龄生育主体陷入了一系列道德选择困境之中。根据选择对象的属性,可将生育困境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按照遵守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道德规范或现代适度平等的生育道德要求间的规则型生育困境、个人意愿自由生育与遵循国家政策有序生育之间的需求型生育困境以及实现特殊主体生育权利与保障家庭、社会集体权益间的利益型生育困境。对上述生育困境进行伦理探析,是寻求解决我国生育难题有效途径的必要前提。实质上,生育困境即是主体在公共善与个人善二者之间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生育行为的社会属性不言而喻。因此,在做出生育选择时,主体应当充分考虑道德责任的承担与公共善的保有问题。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生育主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功利性的社会生育环境使得主体对于个人权利的追求愈加强烈,尤其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这为其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同时,公共治理伦理供给的不足也让主体实施带有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生育行为成为了可能。基于生育选择困境的成因,提出有针对性的道德规范举措,才能够帮助生育主体切实破除此类困境。新的生育形势呼唤新型生育伦理。结合我国生育实践现状,探寻出能为国人的生育选择提供价值引导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伦理规范的实现路径,是现代生育伦理发展的本质要义。生命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中心议题,生命价值的实现也是人的终极目标。在处理生育方面个人善与公共善的选择问题时,应当遵循生命价值至上的基本原则,坚持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在合理限度内优先履行个人的道德责任、保障公共利益。在实践层面,则需要不断增强生育主体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并为其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生育环境,同时从外在他律方面入手,完善现行的生育伦理规范体系,如此才能让主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依据正确的价值导向做出合宜的行为选择,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生育生态发展的不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