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运用批判遗产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劳拉·史密斯(Laura Smith)的关键概念“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为主要分析工具,分析纳西古乐的非遗“制造”与实践中的话语互动,进一步探索中国非遗制造过程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互动的机制以及其中呈现的非遗标准,思考围绕这场非遗制造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背后蕴藏的更深层的文化逻辑。笔者所使用的“批判遗产理论”(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不同于传统的遗产研究所关注的“遗产如何被保护”,而是直指遗产本身,主张遗产不是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一过程被围绕它的各种文化过程和活动建构,被带有不同诉求的群体赋予价值和意义。其中“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是改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用来划分遗产中出现的不同群体,阐明不同非遗话语的实践特点。同时作者还在田野材料的基础上,发掘“中间人”的概念来阐述话语之间相互关系,进一步解释了遗产制造的机制与活力。本研究的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将探讨纳西古乐的非遗制造,从纳西古乐的概念制造与立法实践入手探索权威话语内部结构,组织方式和内在的关系。第三章则是从纳西古乐的非遗使用出发,呈现非遗作为一种资源如何为不同的民间群体所用,以纳西古乐使用群体的挂牌和运行以及非演奏群体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讨论呈现不同民间话语与非遗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勾连所产生的张力。为进一步回应批判遗产理论中两种话语的二分对立的问题,第四章从田野实际出发,将以游走于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键领袖(笔者称之为中间人)为重点,从个体和机构两个方面来说明纳西古乐的个案中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互动与对话形式,探究其间的张力在何处弥合,又如何被解决。第五章,笔者将对本研究的呈现的成果与问题进行讨论与总结。本研究笔者的结论是,非遗或遗产都是一种具有自在社会生命的社会文化过程,各种话语和力量都围绕各自的诉求对非遗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过程中不同话语共同“制造”着非遗。我国的非遗语境中的确存在着“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但本研究案例中呈现的特点的确与批判遗产理论的初始定义不尽相同,具有向内的多元性与竞争性,向外的协调性和聚合性。同时,两种话语并非二元对立,更不是泾渭分明,话语之间游走的中间人正是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得以沟通的桥梁,更是当今非遗生命力和活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