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商业维权通过委托授权,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或全国范围内侵权产品的终端销售商,模板化地提起大量维权诉讼。其批量诉讼在取证策略上存在明显的取证方式单一、索赔依据不明确的特点。专利商业维权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对其的评价大相径庭,长期争论无果甚至降低了各界对这一问题探讨的热情。但专利商业维权现象是现实存在的,且有日益加剧之势,对其探讨于今日依旧是有益的。从专利商业维权损害赔偿实证角度看,专利商业维权虽然隐含道德危机,但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合理性,主导方面也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积极看待,以适当的司法应对策略妥善引导,而非一味打压,或一味纵容。专利商业维权的营利性主要通过获得侵权损害赔偿来实现,因此可以说专利商业维权是特定损害赔偿制度之下的产物。通过对近三年(2017-2019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五个省市相关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专利商业维权案件一律采用法定赔偿确定损害赔偿额,计算方式单一。而不同人民法院在采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损害赔偿额时的参考因素也不尽相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是专利商业维权尚未发展至不可控程度,未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方面,司法应对的整体姿态也是恰当的,因此无需构建全新的专利商业维权损害赔偿制度,而仅需着眼于目前制度中相关方面的优化。在所失利润、违法所得、合理的专利许可费三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及法定赔偿这一酌定方法中,法定赔偿是现阶段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专利商业维权案件损害赔偿额确定的主要方式。为适用司法实践的需求,完善法定赔偿制度,明确法定赔偿应当坚持全部赔偿原则,严格仅侵犯权利人许诺销售权时赔偿经济损失的证明标准,完善法定赔偿限额以外判赔规则,细化法定赔偿额确定的参考因素等具有现实意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专利商业维权案件中人民法院针对合理开支的判赔同样会影响维权人诉讼的提起与否。专利商业维权案件中存在合理开支重复计算,酌定标准模糊,人民法院对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合理开支承担态度不一等问题。因此需明确专利商业维权案件中被控侵权人承担维权人合理开支时,应当遵循证据合理确定,多案开支合理分摊原则。同时,为防止专利商业维权人为牟取利益在诉讼中采取不当行为,还应因地制宜,建立美国式的合理开支移转制度,在特定情形下,由败诉原告承担胜诉被告的合理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