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的禁军与基层武力、藩镇之间的关系密切。“都”是唐宋基层武力中发展较为完善的军事编制。“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受到藩镇、禁军的双重影响。“都”在僖宗乾符初年产生时主要分布于非受唐廷直接管控的南方藩镇或边地藩镇中。此后,“都”于全国各地分散发展。除河南以外,江浙、淮南、河西也是“都”的典型发展地区。“都”在成为神策新军的高层编制前,基层社会中的“都”在中和年间的发展路径也相差较大,发源于河南地区的“随驾五都”成为神策军改革的直接兵源。直至中和三年,唐廷使“都”成为临时编制的举措开启了五代各政权将“都”纳入禁军体制的先河。神策军采纳“都”有着西南土客军比例变化、唐廷在蜀地的政权危机和忠武军的忠顺传统三重因素。光启元年神策军改革后呈现出乡兵成分较重、地域色彩浓厚的特点,因而神策中尉实施了黥兵和都将分流、出镇等去地域化的措施,由此奠定了五代禁军建设的基础。唐昭宗朝畿甸防卫体系的崩溃造成了藩镇格局的急剧变动,乃至引起了天复天祐年间畿甸藩镇对神策军体制的介入。由于黄巢之乱后神策城镇体制崩溃,畿甸防卫体系的重组主要依托于神策中尉杨复恭所构建的“神策军都权力网络”。其呈现出圈层式、家族化、军政合一的特点。随着昭宗朝宦官、宰相、宗室、强藩势力对禁军统兵权的争夺,神策军统兵结构表现出了极高的不稳定性,这就导致畿甸防卫体系的再次崩溃与藩镇格局的频繁变动。从“神策军都权力网络”到“宗王掌军”,禁军统兵结构仍然靠“血缘军政网络”维系,此期间宦官对军队的掌控力度衰减、宗王的权威增强,禁军权力得以被重新分配。但即便如此,统兵结构未能脱离以血缘维系的模式。此外,昭宗使宗王掌领“殿后四军”时借鉴了“后院军”的组织模式,这显示了藩镇兵制对晚唐禁军体制建设的影响。从景福至天复末年,畿甸藩镇在与唐中央分庭抗礼过程中,宣武镇最终得以掌控禁军,朱温在天复天祐年间创建的洛阳宫临时防卫体系为后梁禁军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至五代初期,梁唐确立政治合法性方式的差异影响了两朝禁军体制对唐制的吸收程度。禁军统军是体现这一制度变化的官职。禁军统军的渊源为唐德宗兴元以后安置入朝节度使的闲职。后梁代唐,禁军统军被重新赋予了新的职能,并成为实际的禁军统帅。后唐建立后,统军一职的设置再度模仿唐制,该制度成为彰显两朝制度联系的表现。授予罢镇节度使待遇优厚及地位崇高的统军之职,成为确保藩帅职位平稳交接的重要举措。禁军统军权力的变化还与中央政治局势相关联。乾化政变前禁军内部有着较大的变化:龙虎统军通过兼领侍卫亲军势力得以壮大,开平末年朱温猜忌部分元从武将,以及宗王与外戚参与禁军统兵。如此,以上三重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得禁军体制在开平初年的集权化特点被削弱,禁军权力的分配再度混乱。最终在乾化政变前,禁军统军的政治向背成为宗王夺嫡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