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伞条款是为了保护缔约国一方对另一方投资者所承诺的相关义务而规定于双边投资条约之中。因其具备将合同之诉转化为条约之诉的特定作用又在实践中未形成统一的解释与适用方式而备受各国关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在投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对保护伞条款进行全新的研究便具备着现实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保护伞条款概述。保护伞条款可总结为“每一缔约方应该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所承诺的与投资相关的任何其他义务”。它的作用在于将东道国违反其对外国投资者的承诺或义务由违反合同变换至违反条约从而使投资者获得国际法上的救济。保护伞条款第一次出现于英伊石油案中,至今为止,在全球3200多个双边投资条约中,超过四成的协定中包含保护伞条款。第二部分为我国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现状。截至2018年,我国已签订130多个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包含保护伞条款的有53个。分析各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可发现它们存在以下特征:占据比例较大;涉及缔约方国别正由以欧洲国家为主向欧、亚、非均衡发展过渡;各保护伞条款措辞差异较大,未形成统一版本。保护伞条款既能为我国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保护又能为他国投资者解决境内纠纷提供救济。第三部分为我国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保护伞条款的适用主体不清,主要为未明确次国家实体与投资者的子公司是否享有保护伞条款的适用主体资格。其次,我国保护伞条款在义务范围上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未区分“国家合同”与“商业合同”而限制义务范围;第二,未就条款中的承诺义务限定于与“特定的具体投资”相关且未就“投资”概念进行明确限定;第三对于东道国所作出的单方承诺是否属于承诺义务范围未给出明确答案。最后,与其他条款如管辖选择条款、最惠国条款关系模糊导致仲裁管辖权混乱。第四部分为完善我国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建议。首先,就保护伞条款的适用主体问题,笔者在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理论与分析仲裁观点后,提出我国应肯定次国家实体与子公司的主体适用资格并就相关理由进行说明。随后,就保护伞条款在义务范围上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第一,明确区分“国家合同”与“商事合同”;第二,明确保护伞条款下的“投资”概念;第三将东道国的单方承诺限定为与投资相关。最后,厘清与其他条款的适用关系,否定管辖选择条款并对最惠国条款作出有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