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生活在社会混乱,旧秩序消亡,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战国末年,这是一个政治思想文化都处于过渡的时代。一度是社会价值尺度的礼乐,却成了上至君主,下至民众都笑为迂腐的对象。法家学说的推行使得君主得志,国富民强,然而社会上却不再有人情温暖。荀子看到了儒法两家各自学说的优缺点,以礼法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礼法”的概念并赋予新的内涵。荀子的“礼法”思想的形成是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和严谨的形式推理逻辑。以宗法血缘制为基础的周礼的衰败意味着赖以维护周礼的人性善学说也有缺陷。荀子师从儒家,但不拘于儒家先哲的思想,而是考察现实,提出与性善论完全相反的性恶论主张。同时荀子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人要群居并要相互协作才能制万物,人性恶和群居论构成了荀子“礼法”思想的基础。荀子“礼法”思想的展开分三个维度,引“分”入礼,礼含法权;以“义”统法,法具礼性;在“礼法”秩序下探讨礼法的关系,礼法并非同等重要,法是保障礼目的得以顺利达到的手段,礼是法的最高价值原则,学术体系上礼主法辅,治国实践上先教后诛。荀子的“礼法”思想深深影响了其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奠定了日后儒家“外儒内法”的基本格局,为中国的长久稳定统一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也要看到荀子“礼法”关系中礼主法辅发展到极致后,礼对法的长期侵蚀也导致现代法治的发展不足,这对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治理理念有可资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