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文化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形成和发展与郭嵩焘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有一变迁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接触西学以前为早期，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以出使国外为一界限，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是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入的过程。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之间有着前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内容上看，其文化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哲学基础、人文教化、中西学术思想、人心风俗以及政治文化思想这几个方面。本文试从以上纵横两方向结合来对其文化思想进行梳理，以求能准确的把握其思想。 在未接触洋务之前，郭嵩焘走的是传统士大夫之路，潜心于经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对传统文化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着自己的见解。及至接触洋务接触西学后，郭嵩焘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继承了王夫之的“道器观”，将之改造为以文化为内涵的“道器观”，作为中西方文化认识的哲学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由“本末论”到“道器多元论”的过程。1875年郭嵩焘首次提出西方立国“有本有末”，但当时其对西方文化认识尚比较肤浅。在出使英国后，郭嵩焘亲身接触到西方文化，通过不断的考察，他对西方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西方有道，中国无道。否定了当时的“西学中源”说，提出“道器多元论”。郭嵩焘全面考察了西方文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在人文教化方面，郭嵩焘批判中国重虚的学风，赞赏西方重实的教育方针；提倡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他主张容实学与中国的道德教育之中，在科举制上，相应的实行实学也可求仕。在中西学术思想方面，郭嵩焘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颇深，而且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颇为关注，并有一定的见解。他在中国提倡向西方全面学习，在西方则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人心风俗方面，他对中国的旧习进行了剖析，并详细考察了西方的风俗体系，提出借鉴西方之俗改造中国虚骄之气的新观点，为近代国民性改造引进了新思路。在中西文化理想方面，郭嵩焘敏锐的看到其在政治实践中凸现的是“德治”与“法治”本质上的差异。经过比较，他发现“圣人之治”较之西方民主政治“犹有歉者”，从客观上指出了西方法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主张向西方借鉴“法治”。 郭嵩焘主张平等的看待西方，力倡既要通晓洋情，又要了解中国国情，既不可盲目照搬，又不可固步自封，应在实事求是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 不可否认，郭嵩焘的中西方文化思想还不够成熟，在一些理论构架上还有矛盾之处。但其文化思想在理论上站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罕有其匹，在一些具体论述上，多有闪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