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的诗学思想虽规模中晚唐诗人，却已有自身特色，如李防、徐铉等五代旧臣虽多效白诗安乐之格，却十分看重诗歌的情感性，王禹偁则注意到了白诗中的讽谏色彩;杨亿等人崇尚李商隐，主张以学富思深之路改变“白体”平易之格;朝野内外以“九僧”、潘阆、寇准为代表的“晚唐体”，虽紧承贾岛、姚合诸人苦吟之风，却变僻塞苦寒之境为平淡有味之作。可以说，宋初诗人在模仿中逐渐找到了诗学变革的独有途径。　　真、仁之世，随着文学复兴运动的开展，诗坛逐渐兴起了一股志行古道的诗学风潮，重视诗文的复古传统与“实用”精神，其中范仲淹的“元气”说，鼓励一种语言真切、情意真淳的充实诗风，尤为可贵。嘉祜前后，欧阳修与梅尧臣等人确立了宋型诗学的基本观念，如追求“平淡”与“雄肆”的诗学风格。神宗熙丰至元祜年间，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通过对“杜诗”与“陶诗”的深入阐释，北宋诗学思想发展臻于高峰。北宋晚期，出现了宗尚黄庭坚的“江西宗派”，其中陈师道、徐俯、韩驹等人诗学建树较高。同时，诗话类著作蔚为大观，诗学见解虽不脱苏、黄窠臼，不过却各有鲜明主张。　　南宋初年，山河破碎之际，“宗杜”与“宗陶”成为诗人的主要诗学旨趣，江西宗派诗人如吕本中等人进一步总结了“活法”的诗学思想，也有不少诗人如王庭珪、李弥逊、周紫芝等人取法乎上，通过“江山之助”以造自然浑成之境，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是这一时期“话体”诗学的代表作，反对苏、黄而力主回归汉魏“情性”诗风。南宋中兴时期，诗坛大家大都深受江西“活法”诗学的影响，其中陆游注重“诗外功夫”、杨万里重视“感兴”、姜夔追求“妙”;晚宋时期，刘克庄集两宋诗学思想之大成，论诗兼尊唐、宋，力主“情性”，诗学理路显得辨证通达;戴复古则延续了“文章正脉”的复古精神;严羽的《沧浪诗话》倡导“妙悟”，主张回归汉魏盛唐，对元明以后的宗唐诗学影响深远;宋亡前后，遗民诗人重视民族气节，刘辰翁的评点诗学较为著称。　　金代初年，大批宋使羁留北地，这为金代诗学思想的构建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其中宇文虚中、蔡松年等人成就较高。朱弁的《风月堂诗话》无疑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话类著作，其中“尊苏”的诗学观念对金代后世诗学思想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宗大定时期，诗坛尚在延续着苏、黄以来的创作风气，如重视“气格”等。章宗明昌时期，诗坛开始走出苏、黄创作的桎梏，重视诗“兴”的创作方式，其中以党怀英最为著称，而周昂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宗派诗风。金代晚期，诗学思想发展到了高潮时期，其中有以李纯甫为代表的“险怪雄奇”派与赵秉文为代表的“转益多师”派对峙并立。王若虚则倡导平易朴实的实用诗风，他心中理想的诗学典范是白居易。元好问代表了金代诗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力主清新刚建而反对浮靡柔弱，晚年提倡的以“诚”为主的诗学观念，更是对唐诗学的有意回归。　　“以禅喻诗”，即诗人借助禅宗话头或理论隐喻诗歌的创作，从而形成一套别具禅学色彩的诗歌理论。金代诗人“以禅喻诗”，则旨在摆脱江西诗派诗风的影响，从而追求一种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受到曹洞宗的影响较大，元好问是金代“以禅论诗”思想的集大成者。南宋诗坛“以禅喻诗”可从三个层面说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浑然天成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晚宋时期，刘克庄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