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具有降低投资效率、影响企业创新、扭曲税负水平、阻碍产业发展、提高经济系统风险等危害,在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传统动能带动作用减弱、新动能还未形成的大背景下,僵尸企业的治理对于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实现国内外双循环而言,显得十分重要。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僵尸企业的治理,自2015年底以来,各级政府频繁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推动僵尸企业的出清,然而,至今为止,我国僵尸企业问题仍然非常严重,2018年以来僵尸企业的治理效果甚至出现了反复。研究发现,不同于美国、日本等外国的僵尸企业,我国僵尸企业形成过程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谋对企业最终形成“僵而不死”状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在治理僵尸企业问题时,就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而应该探索政府、银行和企业多维治理僵尸企业的路径。为实现这个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1）政银企合谋导致僵尸企业形成的过程也是其通过制度调整治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自发的制度调整期（2016年以前）和政府主导的政策推进期（2016年及以后）两个阶段;（2）我国僵尸企业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的原因可能是政银企的博弈减弱了政府、银行和企业的治理效率。由此,本文得以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个维度寻求治理我国僵尸企业的途径。基于文献和政策梳理,本文首先提出界定我国僵尸企业的方法,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1998-2015）进行识别,归纳出我国僵尸企业具有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及僵尸企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中的分布规律。其次借助委托代理等理论,分析了（1）为什么政银企具有处置僵尸企业的动机,怎样算处置僵尸企业;（2）政银企治理僵尸企业的途径和具体实践;（3）政银企博弈对僵尸企业治理效果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计算地市层面的僵尸企业比重,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结构VAR模型对机制分析中的结论进行检验。最后在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多维治理我国僵尸企业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可以推动僵尸企业出清,但是效果存在区别,政府治理效果最弱,银行最强。政策启示为从政银企三个角度出发,发挥政银企在治理僵尸企业过程中的主体作用;（2）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博弈会对僵尸企业的治理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比较不同博弈的影响,可以发现实质上是产业政策不当使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等问题发生作用,因此从产业政策的使用上、信息互通等角度提出推动僵尸企业出清的政策。本文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明确提出政府、银行和企业合谋在导致僵尸企业形成的过程也是通过制度调整治理僵尸企业的过程,并将僵尸企业的治理过程划分为制度调整期（2016年以前）和政策推进期（2016年及以后）两个阶段,根据政策文件以及僵尸企业的文献,本文发现僵尸企业的治理时间段不加区分,对政银企既是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原因又是治理的主体这一现象不加解释,容易造成误解,因此本文对此进行明确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价值;（2）指出僵尸企业的治理具有反复性,僵尸企业的治理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令僵尸企业问题加重和僵尸企业问题减轻的两个力,只要它们的合力最终使僵尸企业问题得到缓解,就可以认为僵尸企业问题得到了缓解;（3）将研究的范围从省级或行业层面下沉到地市层面,和省级、行业相比,地市显然更贴近僵尸企业的治理主体,通过将地市僵尸企业比例作为计量模型的因变量,可以减少研究的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