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其小说作品《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部集子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大的关注,在国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其中,《药》通过思索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对旧社会体制的质疑与否定,是一部思想非常深刻的作品,其地位毫不亚于《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和《孔乙己》等,然而,到笔者截稿之前,国内外关于《药》的针对性英译研究还是鲜见,这也是笔者写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药》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构成了一大特色。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在源语言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了小说翻译的重中之重,如何在不丢失源语言所蕴含的意思的情况下使西方读者了然原作的意思,是各翻译家值得斟酌的一个问题。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言的有目的的活动,翻译过程的最高标准的决定性因素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是翻译理论学派中的目的论所倡导的,也是一直被学者用作衡量译文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准,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译者既要达到与原作者的意思相符,又要顾及受众的心理期待。纵观鲁迅小说的译本中,较为全面的当属杨戴夫妇和莱尔的译本。(袁锦祥1990：49)这两个英译本在传播鲁迅小说这一不朽巨作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了鲁迅小说的永恒的魅力,受到了各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作家的高度评价。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发言权,在笔者对两种英译本进行认真地研读后发现,两个译本在鲁迅小说部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有极大差异,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因此,笔者从目的论角度出发,分析对比两种译本在鲁迅小说文化负载词翻译上的具体差异,探讨出一个合适的翻译方法跨越文化障碍,弥补文化缺失,从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意图,实现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