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运用政治信任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选取一个最有典型意义的时段，比较中、美、法三国学生运动并分析其动因，以此为基础总结学生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归纳学生运动的历史遗产。　　本文假定学生群体和公共权力机构（包括国家、政府或执政党）双方均是能够作出理性选择的行为主体，也均为实现自身的目标（或理想信念、或文化背叛、或社会政治秩序稳定）而作出了有利于自身的策略选择。本文认为学生运动是学生群体有组织的自觉反叛，并将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界定为一场政治信任危机与学生力量成长相融合而成的社会运动，学生群体公共抗议或造反的行动旨在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努力。本文还假定学生运动的过程就是学生群体与公共权力机构的博弈过程。　　本文将政治不信任、学生力量和学生组织与公共权力机构的博弈等三个部分作为研究理论假设的结构机制，并提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动因在于，学生对公共权力机构存在强烈的政治不信任、学生群体由社会边缘性力量转变为主体性力量和学生群体与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零和博弈。同时，本文认为，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构成了学生运动的动员条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学生由社会与政治的边缘性群体演变为主流式群体;公共权力机构与学生群体之间的策略博弈促发了学生群体自发的群体性事件向社会运动转变，并最终激发了学生运动的极端化。政治不信任的产生和学生力量的转变虽是学生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两者的结合仍然只是学生群体性事件向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因，而公共权力机构与学生组织之间的博弈最终导致了学生运动走向极端化。　　作者认为，政治不信任的产生主要基于三大因素:20世纪60年代各国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的分化;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的崩溃;国家内外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形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危机，并促使了政治不信任网络的形成。学生群体由社会边缘性力量转变为主体性力量主要基于三大因素:高等教育改革的意外结果;学生群体的群居性、传统性和革命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学生群体与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零和博弈主要体现为:学生的“反抗策略”、公共权力机构的“秩序策略”和国家高层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首先，本文分析了政治信任理论及政治不信任对学生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在充分分析政治信任理论和政治信任测量变量的基础上，融合分析了“领袖崇拜”和“冷信任”两个重要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政治信任理论的范畴，借此比较分析了中、美、法三国的政治不信任产生的过程及其对学生运动动因产生的具体影响。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归纳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性命题，并就中、美、法三国学生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经验性的检验。　　其次，本文分析了学生力量的组成和形成过程。本文认为，学生力量来源于内生性力量和外在性动力，前者包括学生群体的群居性、激进的传统和集体利益，后者包括时代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媒体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学生运动由自发性决定的多中心化的特点，以及学生组织的分裂促进学生运动激化的规律。　　再次，本文比较分析了学生和公共权力机构不同而又有针对性的博弈策略，即“反抗策略”和“秩序策略”。在分析大众社会特性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学生运动斗争周期模式的有关命题，并就中、美、法三国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检验。　　最后，本文试图就三国学生运动的比较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性的比较分析，并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遗产。　　本文试图在如下方面进行创新性的研究:①扩展并力图在经验比较分析中使用政治信任理论;②初步对20世纪60年代主要三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行比较分析;③初步提出学生运动动因和发展的普适性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政治信任理论有着很广泛的解释性功能，可以作为一个解释性的理论范式来使用，并可以吸纳“相对剥夺”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比较有效地解释政治社会运动现象。本文在运用政治信任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运动理论，尝试性地展开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吸收“政治机遇”理论、“环境空间”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学生运动动因和发展的分析性框架，以求将学生运动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