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研究中存在“庄子‘三言’”这一研究命题,指《庄子·寓言》篇中出现的“寓言”、“重言”和“卮言”三词,既有理解认为此三词是庄子的三种言说方式,又或《庄子》一书的三种语言形式。这一理解及相应形成的批评话语不符合《庄子》作为战国子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形成过程。重审《寓言》篇文本用词、结构及其同《庄子》其他篇章的文本互见情况,可知在《庄子》漫长接受过程中以单纯阅读、训释而层累形成的既有理解未能对所提炼的词语之功能有所发明,所谓“三言”实为客观普遍的说话行为,无语言形式之特殊性可言,它们同庄子/《庄子》相联系是庄子学派弟子学人利用、组织文字书写进行理论包装、策略性教学的假象,既有研究命题并不成立。《寓言》篇文本性质实为战国后期社会零散知识传播活动的辅助性文字,无语言形式或语言哲学之意义。该篇文献“文字—义理“并行的文本安排引发了历时长久的解释问题,其本质是由战国时期脆弱的师弟子口传教学和文字书写彼此共生关系的终结引起的,所反映的是书写是否参与社会结构组织的深层历史现象。这一案例呈现出古书构成中文字意义同结构意义的复杂作用,有助于相关研究批评话语及古书阅读策略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