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志作为三十年代的重要文学杂志，关联着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在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所展现出的探索的勇气和独立的姿态使它成为文学史、出版史上特异的存在。本文旨在通过《现代》杂志的个案研究探索现代派作家作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翼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独立姿态，以及它所提供给现代文学的新质，并从而揭示其意义和价值。 在绪论中，论文主要辨析现代派这个重要概念。认为现代派首先是指《现代》杂志发表的作品所特有的风格和承载这种风格的特定创作群体，“现代派”首先是《现代》派，同时，由于《现代》骨干作者和编辑者在创作中所展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现代派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联系起来。但现代派的文学探索并没有止步于现代主义，他们把不采用旧传统的新锐探索都认为是现代的，从而使其文学实践有了更为开阔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着力于从杂志的角度去研究与其相联系的文学现象，注意从不同的方面向它施加影响的各种政治的、商业的、社会的因素，注意文学文本和杂志文本的不同，编者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区别，竭力还原历史语境，从而体会其生存状态的紧张与严肃，以更切近事实真相地认识《现代》的价值。 论文第一章研究《现代》所呈现的人文景观。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与传播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支援，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必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使命。自我身份的显示和文化意义的理性承担都使他们在其文化实践中表现出自身的意义守护。本章主要辨析现代派作家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和其文化选择之间的必然联系，《现代》文学实践中的开放性姿态，以及《现代》的编辑艺术和生存智慧。论文认为“边缘人”是三十年代现实的社会关系和文学发展情势派定给现代派作家的一种社会角色，同时也是他们在与社会遭遇中的一种自我抉择与人生取向。这种角色定位导致了他们文学话语的边缘性，并最终决定了其创作的边缘性。在《现代》的编辑中编者在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竭力在左翼革命文学之外以一种同情革命的态度，以对于真实的执着来经营杂志，使《现代》成为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场所，与时代所流行的同人杂志区别开来。 论文第二章旨在展示《现代》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使得现代派作家疏离于现实的革命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普通民众艰难人生的隔膜。无论是在杂志的编辑还是在创作中，《现代》都表现出质朴而强烈的人文关怀。特别是时局的危难和民生的艰难在其中得到了较多的表现，这种文化姿态和论语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以闲适为格调，以自我为中心”的超然姿态有着显然的不同，从而表现了其独立的文化立场。本章第一节主要分析其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批评，第二节主要分析其文学实践中所体现的民生关怀。 论文第三章旨在探索《现代》文学实践中的现代性。现代派所持有的“现代观”并不仅仅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体现了一种竭力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发展的创新意识，正是在这种开阔的现代观下，《现代》富有创新意义的文学译介和创作才成为可能。现代性本身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广泛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的产物的现代性。一种是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在相互发展中日益敌对。而《现代》在追求“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时并不愿明确厂分这两个领域，两种现代性是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体现在现代派作家身上的。其主要表现便是芮冗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现代主义的手法展现了都市人生的全景观照，其次是在艺术模式的创新上进行了诸多现代改造，最后则体现在现代派诗歌对丁现代诗坛所提供的诸多新质。 论文第四章辨析《现代》中的文化论争。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考察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认为论争实质上是两种自由观的对话，一场错位的文化论争。“第三种人”所坚持的自由观更注重个体的自由、自我心灵抒发在创作中的主导性地位，从而指向本体性自由，而左翼理论家所坚持的是文学的道德伦理品质，注重文艺在社会革命、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从而指向伦理意义上的自由。第二节考察鲁迅与“第三种人”关系的始末，“反自由主义”是鲁迅带到新的阵营来的宝贵的革命传统之一，他的观念是独特而又有代表性的。第三节考察《现代》中的其他文化论争，主要辨析有关“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论争。 论文第五章旨在探讨《现代》所体现的文化理想。本章共分两节，第一节辨析现代派自由主义文艺观的现实性姿态。论文认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有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同样在崇尚自由的终极价值下，形成了文化自由主义者和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的分野。前者在坚持创作主体自由的前提之下注重文化的社会参与意识，更多地从社会重建的角度去考虑文化建设的问题，其文学活动是与其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则体现了本体自由主义文学家对文学的永恒关注和超越精神。正因为此，现代派作家和论语派、新月派囱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