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感应篇》(以下简称《感应篇》)为民间流行的道教劝善书,其文本定型于宋代。宋元以降,《感应篇》通过多种形式在中国社会诸阶层间传播。自十五世纪起,其汉文原文及翻译广泛流传于亚欧大陆东部世界。《感应篇》的文本既反映了社会精英文化,又承载了民众文化,可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本地区的社会意识和思想演变。目前对于《感应篇》及其他同类善书的研究主要从宗教学、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将其放入原有历史文脉中,重点讨论思想内涵及意义。关于《感应篇》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为数不少,但主要集中于目录学方面,因而有必要从比较文化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另外,《感应篇》传入日本后,书籍样貌、内容、文字形态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结合思想层面的演变进一步分析。本文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出发,考察《感应篇》在日本的翻译、注释、传播、出版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近世民众的思想体系及其与近代国家的联系。《感应篇》的主旨可概括为:惩恶扬善、因果报应和阴骘。在明清时期的"善书运动"中,《感应篇》等善书深入渗透到中国社会。不仅如此,根据日本长崎贸易史料,有大量中国刻本《感应篇》作为商品进入了日本市场。书籍的商品化促进了《感应篇》的传播。不过,一直到十七世纪前半叶,《感应篇》在日本仅限于小范围传播。由于统治阶级视《感应篇》为不符合朱子学的异端之书,因此这部书初时并未受到重视,仅是作为汉籍储存于文库中。有的学者阅读了《感应篇》全文或节选,将其作为佐证观点的论据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感应篇》的思想虽然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文章本身并未为近世初期的人们所熟知。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世日本的出版业尚未在《感应篇》的传播中发挥作用。通过民众的日记、手稿、藏书清单及出版商记录可知,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出版物中出现了"训点本"和"和解本"《感应篇》,即由日本学者添加训点、日文注释并配以日本画家所绘插图的本子。借助商业出版和"印施"出版,原来流传在日本主要城市的《感应篇》逐渐向下层扩散,向地方扩散,其读者层也涵盖了日本社会各阶层。在近世,《感应篇》被看作可带来现世利益的宗教性文本。其日本注本在原有中文经文的基础上,结合江户日本的社会状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传递道德规范。这与《感应篇》在华的基本功能无二。中日《感应篇》注本的主要思想和内容一致,反映了两国民众思想中的共同点。可以说,《感应篇》及其他善书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的集体心态同质化。不过,日本注本《感应篇》的部分细节与中国注本有出入。首先,日本注本将"天"和"神"视为超越性的存在,并借用日本神话中的神明来解释。其次,日本注本在强调"知足安分"和尊卑有别的观念的同时,肯定了民众希望提升自己身份的愿望,但却省略中国注本中关于科举的内容。再次,日本注本借用了中国的家族道德思想,强调了"家"即经营共同体中男性家长的绝对权威。再有,本朝意识等思想为日本注本《感应篇》所独有的,并未见于中国任何注本中。这些关于《感应篇》经文的新观点在近世日本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上述思想与明治时期的民族国家论、天皇主权论、一君万民论、四民平等论、男性家长制等一脉相承。不过,由于与"文明开化"的政策和国家神道的基本逻辑发生冲突,日本刊本《感应篇》大约消失于二十世纪初。总而言之,原本作为道教劝善书的《感应篇》,传入近世日本后被纳入其价值体系内,成为民众德育的素材来源,其中的思想内涵还为日本向近代国家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本文通过梳理《感应篇》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实践,指出东亚视域内善书研究的可能性,并尝试从贸易史、出版史、思想史等多个维度出发重新把握东亚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