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以及文化发展,中国社会一直在向个体化的方向发展。居民逐步从传统的制度、组织与文化中脱离出来,嵌入到一个更加鼓励竞争、尊重个性、自担风险的个体化社会,更加独立地决策,追求“自己的生活”,但自己也要承担由此增加的种种风险。女性更加独立的同时往往面临着家庭工作冲突的压力,农民进城谋生的同时面临居无定所、工作稳定性低、讨薪难等问题,青年群体在都市逐梦中,独自居住、压力凸显、负面情绪常伴。在传统组织支持减少,基础性社会保障有限的背景下,社会个体化风险更显突出,给居民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居民心理疾病患病率逐增。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商业保险应该是居民应对个体化风险的一个重要选择,居民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商业保险这一补充保障手段来应对社会个体化,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了社会个体化及个体化风险领域的议题,关于社会个体化对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能够拓展现有的社会个体化的相关理论,有助于促进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融合,从理论层面探明社会个体化、个体化风险以及商业保险购买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社会各界通过商业保险应对社会个体化趋势提供理论支撑,对我国充分认识新时代居民风险保障需求,进一步把握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促进居民风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梳理了马克思女权主义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以及商业保险需求理论,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居民管理社会个体化风险的必要性以及商业保险作为居民应对社会个体化风险有效工具的可能性;总结了现有的社会个体化、个体化风险以及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分析了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其次,本文从制度变迁、科技进步、文化发展视角总结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现状。从经济体制转轨、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施、妇女解放等维度分析了制度变迁中的社会个体化。从科技发展实现了技术替代人,降低了劳动力密集度,科技创造了居民的虚拟生活,居民独处的时间增加,科技提高了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满足了居民个体化需求等方面分析了科技发展中的社会个体化。从制度变迁促进个体化文化发展,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冲击促进个体化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助推个体化文化发展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文化发展中的社会个体化。再次,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个体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即“脱嵌”环节、“为自己活”环节,以及女性个体化中,居民面临的健康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失业风险、财务风险、养老风险等风险,总结了社会保障体系中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在居民应对个体化风险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基础性社会保障覆盖人群有盲区、风险保障水平有限、无法保障所有类型的个体化风险。这些问题使得居民的个体化风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居民面临个体化风险敞口。商业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补充性保障,可以弥补基础性社会保障对个体化风险保障的不足。最后,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2015年的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分别研究了社会个体化的“脱嵌”行为和“为自己活”行为以及女性群体个体化对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社会个体化过程中的“脱嵌”行为促进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3.5个百分点,但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影响还存在城乡、受教育水平、工作单位类型等方面的异质性。另外,家庭收入水平、子女教育支出水平、财富水平、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这一影响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特别地,较低的财富水平、较低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能够在“脱嵌”行为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较低的财富水平增加了居民的财务风险,给居民较低满意度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会导致居民对健康风险保障的担忧,这都促进了居民在社会个体化中的“脱嵌”环节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社会个体化中的“为自己活”行为促使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2.3个百分点,促使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2.4个百分点。这一影响还存在城乡、受教育水平、工作单位类型等方面的异质性,另外,受教育水平、综合疲惫水平以及家庭收入水平对这一影响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特别地,较高的综合疲惫水平在“为自己活”行为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综合疲惫水平增加了居民对未来身体健康风险的担忧,进一步增加了其未来养老支出的预期值,养老风险感知增加,促进了居民在社会个体化中的“为自己活”环节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相比于非个体化女性人群,个体化女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分别显著高出1.6和1.9个百分点,这一影响还存在城乡、年龄等方面的异质性。综合压力、自评健康水平、家庭经济档次、家庭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孩子数量以及社会保障满意度在个体化女性购买商业保险行为方面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特别地,较低的身体健康水平、较低的家庭经济档次、较高的家庭总支出、较低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在个体化对女性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中起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较低的身体健康水平增加了居民的健康风险,较低的家庭经济档次和较高的家庭总支出增加了居民健康风险保障的财务风险,给居民较低满意度的社会保障增加了居民健康保障的压力,促进了女性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较大的综合压力、较低的家庭经济档次、较多数量的孩子在个体化对女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中起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较大的综合压力、较低的家庭经济档次增加了女性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尤其是养育孩子数量多,可能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及工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增加其未来养老风险,从而促进了女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中国社会个体化促使居民购买商业保险以应对个体化风险,针对这一研究结论,本文在保险行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促进保险业更加充分、平衡发展,满足居民个体化风险保障需求;（2）推动保险业科技化发展,提高保险业管理个体化风险的效率和能力;（3）加强保险业场景化发展,提高保险业管理个体化风险的针对性;（4）强化保险教育,提高居民通过保险管理个体化风险的意识;（5）多措并举,缓解社会个体化中女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