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语境具有明显的“解构性”特征，这种特征是与1980年代相对而言的。1980年代是一个“建构”的时代，即是对“启蒙”重新积极的建构，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浪潮被学界称为“新启蒙主义”。“新启蒙主义”及其美学表达直接催生和塑造了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而鲁迅的“启蒙主义”传统因为与“新启蒙主义”精神同构，遂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文学创作传统。到了1980年代末，这种时代特征的“建构性”渐渐向“解构性”过渡。19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形态已经在中国局部地存在，同时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相应的风尚、观念与心理已经强制性地全面进入了中国大地，一定程度上催生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中国于是发生了急剧的时代转型，由启蒙时代过渡到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解构性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后现代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正具有这种特征，它对以往的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而鲁迅所代表的价值体系无疑在被解构之列。但鲁迅究竟能不能被彻底解构?　　 1990年代后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1980年代的一元化启蒙主义传统在1990年代后走向瓦解，鲁迅传统在很多作家那里遭到冷落，鲁迅在1990年代后多种文化思潮论争中亦遭遇不同程度的解构。但事实上，鲁迅传统并没有被彻底解构，而是由原来的一元主导地位变为多元格局中的一元，对1990年代后的文学与文化思潮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就文化思潮而言，1990年代后绝大部分文化思潮的涌现，都无法避开鲁迅，绝大部分的文化论争，最终都将鲁迅卷入，无论对鲁迅是褒是贬，但论争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人们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仍是不可忽略的文化参照。鲁迅当然也在论争思潮中遭到批评，但事实上，批评可视为对话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另外，只有在1990年代后的文化语境中，鲁迅与新儒家、自由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关系的话题才有可能被提及思考或重新定位。鲁迅与新儒家在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完全可以由“对抗”走向“对话”。鲁迅与自由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有深刻关联。自由主义在中国有“两张面孔”，即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和鲁迅式的个性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个人主义原则”。鲁迅的“个性自由主义”的定位也可以视为在1990年代后文化语境中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对话。“鲁迅与后殖民主义”命题的产生与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并非站在后殖民立场，但不妨碍鲁迅对于后殖民主义性质的“被描写”持一种辨证开放的对话态度，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看，鲁迅和张艺谋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小说创作方面，虽然鲁迅传统没有象在1980年代那样影响到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但在一部分作家的创作中有明显体现，如余华、残雪、莫言、刘震云、高晓声、张炜以及“新乡土小说”作家等在1990年代后的小说创作。鲁迅创造的“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1990年代后小说中诞生了众多的阿Q文学后裔。1990年代后的“新乡土小说”，则对鲁迅小说的国民性主题作了独特的表现，或表现了“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或展示了被“乡村权力”蹂躏而扭曲异化的国民性。残雪的“新实验文学”与鲁迅的《野草》等有着深刻内在的精神沟通。莫言的《酒国》则承续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在杂文随笔创作方面，1990年代后产生了一个与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风”杂文相对应的“后鲁迅风”杂文随笔创作流派，主要作家包括何满子、邵燕祥、鄢烈山、牧惠、摩罗、余杰、王开岭、张承志等数十人。鲁迅当年所针砭批判过的时弊，在1990年代后的中国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鲁迅杂文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随时弊而“速朽”，鲁迅当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思想也基本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后鲁迅风”作家和鲁迅一样，其杂文随笔在主题内容上集中于广泛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与“知识分子批判”，在艺术上则“侵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批判性的杂文随笔在1990年代后的兴盛，与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在此时期受到重视与推崇有关。　　 鲁迅文学具有经典性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原创性、独异性、丰富性、多元性、开放性、超越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特征。鲁迅同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异的精神资源。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绝大多数读者的公认，鲁迅文学的经典性和鲁迅精神资源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是“解构”语境中任何解构主义者都不能解构的。鲁迅的独特价值更在于他的当代意义，鲁迅遗产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而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文学与文化，和当代展开穿越时空的缺席对话，这是鲁迅遗产的巨大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