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金代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学者，其富有思辨性的经学、史学、文学等辨惑呈现在他的学术专著《滹南遗老集》中。其有关文学方面的论著，阐发了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作家修养等领域极富创造性的理论。经学与史学之辨惑，不论是方式方法还是角度与侧重点，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文学的辨惑。《五经辨惑》等有关经学的辨惑之文，在阐释他的经学理论的同时，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揆人情以中度”的观点，渗入到他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之中。他对解读经书者的不当议论以及他们对经书“过高”、“过深”、“过厚”的评价的批评，形成了他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有关作家和批评家的修养问题，王若虚亦有观点明确之论述。王若虚《孟子辨惑》中就孟子“以意逆志”说中有关诗人之“志”及读者之“意”的解读较以往更为进步。王若虚史学辨惑，与文学之关系表现的更为紧密。其中既有成就之处，亦有局限之处。成就之处在于，《史记辨惑》，初步形成了王若虚自己的文法学体系。王若虚着力分析《史记》文章创作中涵盖语法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对行文逻辑，字词使用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一辨惑，直指司马迁在文法方面的缺陷。他认真分析了史学之真实与文学之真实，主张二者都应当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尤其是史书，切不可以一己之私而影响后世。这种求真求是的文体观念一直延续到文学创作领域。王若虚对《史记》等史书细致入理的批评方法延续到文学批评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这一创作动机进行了限定，他认为修史之人不应如此，此言论不当由太史公言出。文学创作能否因“发愤”而作，要根据不同的文体具体分析。他史学辨惑的局限之处在于以文学的眼光来评价史书，又以史学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文辨》、《滹南诗话》中，《文辨》以分散的笔记体式语言阐述了王若虚对文学创作，批评和作家修养的理论观点。王若虚的文体观较通达，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但是王若虚对部分文体，如四六，不以为然，形成了“文体优劣”的论调。在批评论中，延续了经学史学辨惑中的犀利之风。于作家修养论中强调作家不可“好名而不知体”，对作家的修养和识见问题有所讨论。文法学体系在对语法辨惑中趋于完善。“文以意为主”的诗文创作理念体现于于《滹南诗话》中。反对雕镌字语而至诗文奇险艰涩，力主诗歌之作应从“肝肺中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