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托凭证作为一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已趋于成熟的金融工具在1927年即已出现,但是直到2018年我国才正式开始中国存托凭证的试点工作,且至今尚未有企业成功发行中国存托凭证。中国存托凭证的发展之路阻碍重重,并不顺畅,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深入,2019年底《证券法》修改后将存托凭证正式列为法定证券的一种。因此,在我国发行存托凭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仍然存在。在存托凭证的发行与交易过程中,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根据与存托银行签订的存托协议将基础证券交付给存托银行,存托银行根据与托管机构签订的托管协议将其托管在托管机构处,并以这些基础证券为依据签发存托凭证,投资者购买这些存托凭证并可进行交易。由于相比股票、债券等常规证券品种,存托凭证的交易结构更为复杂、交易链条更长、参与方更多,再加上存托凭证的筹资方一般注册在境外,主要经营地在境外。因此,与一般的股票、债券投资者相比,存托凭证投资者更加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新修订的《证券法》正式将存托凭证列为法定证券的一种,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存托凭证各参与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托凭证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也使得存托凭证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更加困难。此外,存托凭证投资者众多,分布广泛,且涉及到境内境外不同管辖权的问题,面临多重司法救济困难。基于上述原因,存托凭证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应当受到格外重视。针对存托凭证投资者更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问题,应当建立比境内上市公司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存托凭证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加丰富且有质量的信息,从而作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未规定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这忽略了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在存托凭证发行及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建立以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为主,以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为辅的双重主体信息披露制度。鉴于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与在中国境内根据中国《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在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等各方面可能有所差异,存托凭证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着重披露其在投票权差异、协议控制架构等方面的特殊安排。存托凭证的发行和交易涉及境内境外两个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相关信息应当在两个证券市场中披露,且应满足同步性和平等性的要求,公平地对待两个市场中的投资者。针对存托凭证各参与方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的问题,应当明确存托凭证在各参与方之间构成信托法律关系。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为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将作为信托财产的基础证券交付给存托银行,由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作为受托人进行管理经营。将存托凭证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信托法律关系,对存托凭证投资者权益保护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存托股票作为信托财产应当具有独立性,二是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作为受托人应当承担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存托股票作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托凭证基础证券独立于存托银行及托管机构的自有财产;二是存托凭证基础证券独立于境外发行人的自有财产;三是存托凭证基础证券独立于存托凭证持有者的其他财产。存托银行与托管机构的信义义务主要包括忠实义务以及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要求存托银行与托管机构不得买卖证券,公平对待存托凭证投资者以及要求存托银行与托管机构独立于境外发行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主要是监督义务,包括存托银行与托管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以及存托银行对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监督。存托凭证作为法定证券的一种,当其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进行违规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此外,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与存托银行签订的存托协议规定了存托凭证投资者享有的一些权利,以及存托银行和托管机构对投资者负有的信义义务,都可以作为存托凭证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存托协议中应当约定中国境内有管辖权的法院为与存托凭证有关的诉讼管辖法院,即管理办法通过要求协议约定管辖权的方式将管辖权限定为中国境内法院专属管辖,从而排除了境外法院的管辖,更好地保护存托凭证投资者的权益。同时,在诉讼领域,为充分保证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维护,应当建立并完善存托凭证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使存托凭证投资者能够切实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为代表人提起集团诉讼或存托凭证持有人会议提起诉讼两种方式构建存托凭证持有者集团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