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逸现象这种边缘性士人风气的社会价值取向层面出发，阐明士阶层社会参与之变相形态的发展，对后来的魏晋名士文化、士人人格理想的塑造之直接影响。以对隐贤、清士等外在名相的历史考察，结合嵇康、阮籍对传统志意说的内在精神承传，寻绎隐逸的道德名节内涵和放言介入的姿态，以及嵇阮对生命与价值两大层面问题的取舍，初步说明七贤契合时人文化心理的数点相关范畴。 对七贤品目得自生前而非身后的问题加以详细的证明，阐明了“竹林会”的发生，可能系嘉平初的二三年间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首的一次或数次松散的友朋聚会。从汉末题拂的种类及七贤品藻次第问题，提出七贤品题出于浮华社会群体对具有道德人伦偶像意味的当世名流的题榜。 以嵇康“显明臧否”的政治态度和“至公”理想为基础，结合其对清议的认识以及对结党以营公义的徘徊，对以往单纯的性格悲剧说提出质疑，并对嵇康之死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阐释。通过对竹林人物与正始四聪八达集团人物的关系考察，指出嵇康等七贤与郭泰等八顾的类似性质。并初步勾勒出嵇康以异端边缘姿态自居，与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并推测七贤当世得名的缘起来自太学生徒对避世道德楷模的题榜。 西晋一朝作为竹林七贤影响的第二期在权利和话语的纠缠中得以呈现。对西晋具体时代背景进行了必要详尽的分析。嵇阮身后，清流名士群体与西晋朝廷的对立并未消歇，其争夺在朝势力的过程，也是这一阶层转移升降的过程。而史书限断事件则彰显了玄学名士对话语权的最终掌控。泰始到元康，是从政府到民间清议逐渐减弱的过程，也是标榜儒学的司马氏政权最终皈依玄学的过程，这一政权政治上的胜利，和思想学术上的失利，对竹林人物身后影响的逐步扩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嵇康诗文和嵇康之死的追述，以及阮籍行为模式的大众化，无不与此相关。最后通过对山涛、王戎掌选吏部及其家族作用的分析，说明“七贤”传说和人物声望得到攀升的现实利益原因；并阐明了元康以后的自然主义放荡思潮，正是以嵇阮七贤为本源偶像的“任自然”说的极端发展，这是竹林七贤自此跃升为两晋最高偶像之际会。 东晋以后，竹林七贤成为公认的士人精神偶像，其传说故实也走向纸笔传写的阶段。结合东晋避世高僧的相关论述，对竹林七贤故事在南朝流传中各种情节细部的变异情况和人物事迹的岐异进行辨析，从史籍的抵牾和变乱中寻绎文学故事创作加工的痕迹，是对七贤相关文献材料的第一次全面地辩证性地考释。并通过竹林七贤传世壁画的独特视角对竹林人物偶像作用的精神内蕴进行分析。探讨其形象意义如何契合东晋人艺术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模式、人格理想以及对仕隐问题的全新认识等等，对七贤偶像机制生成的第三期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