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起,证券公司取得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权限,资产管理的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运用方式也更加丰富,包括单一的定向资管业务,允许双方按照合同自愿约定投资范围;而对于为特定目的而设的资产业务,可以进行综合性的集合资管计划。证监会在同年也对相关规则进行了修订,允许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后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开始进入资管市场。我国资管领域出现了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同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和委托理财业务在构造上都具有信托法律的特征,但由于我国机构监管和分业监管的路径规则,使得相同性质的资管产品适用不同的监管标准,在法律层面上也并未明确其法律性质。分业监管下产生了监管套利等金融乱象。由于法律性质未明导致涉及委托理财和资管业务的司法裁判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在宝万之争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战中,资产管理计划也由于是否具有收购人的资格而遭到质疑。近年来的金融实践促使监管部门从行政监管的角度,出台了“资管新规”以期统一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使其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之本质。但在法律基础的层面上并未明确统一资产管理的法律属性。本文列举了资管计划在学理上存在的主要观点,包括信托说、委托说、中间说、具体分析说以及实体说。这些学说对于信托说的批判包括我国信托法本身作为定性标准就存在模糊性,对信托财产权归属和信托财产独立性法条设置的质疑。并且委托代理通过第三方托管也可以形成公示独立性的作用,认为委托与信托界限模糊。而实践中的资产管理计划的结构化分级和通道化也成为信托说成立的障碍。各类资管产品实质上具备信托法律关系的属性。本文从信托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分别论述了资产管理产品的信托属性:第一,委托人信任受托人;第二,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第三,受托财产的独立性;第四,受托人为他人利益管理受托财产。通过比较各个机构发行的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或委托理财产品的法律构造具有和信托法律构造的同质性,认为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以信托法律关系为基础的。最后对反对信托说的观点进行了阐明和反驳,认为《信托法》上财产归属于受托人,且委托人保留一定权利是当前社会实践较为合理的选择,且符合我国以契约说进行信托立法的逻辑。而通道业务更需要纳入到信托的范畴中来进行调整,从而能够与下位的监管规则相衔接,通过信托的信义义务来规范受托机构的行为。最后,本文论述了资产管理产品成立信托法律关系后在法律适用的层面上有何种效果,包括破产隔离对资管财产的保护,在侵权的场合能够获得归入权的赔偿方式以及受托机构需要承担更高的信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