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降,英美等西方国家为攫取海外资源,争夺世界市场,不断以武力叩开各国大门。资本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势不可挡,东亚地区震荡频繁,国家间平衡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日本和朝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日本被迫开港通商,次年《神奈川条约》签订,日本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亡。在西方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清政府虽发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但最终遭封建皇权镇压;而日本则爆发武装倒幕,要求从根本上鼎新变革、效仿西学,1868年明治维新的大幕正式拉开。从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可以窥见,新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并可称雄于世的新型国民国家。在内政上,日本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壮大自身实力。1871年12月,专门派出“岩仓使节团”赴欧洲游历,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工业化生产模式和国家管理制度;在外交上,日本要求与各国实现平等交往,划定疆界领土,解决北方库页岛和南方琉球岛所属问题,并希望打通与朝鲜的交通要道。1872年10月,明治政府单方面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初步实现了琉球的“私有化”,琉球由“中日两属”变为“日本独控”。在多次与朝鲜交涉缔约遭拒后,日本转而尝试与清国立约通商,企图借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凌驾朝鲜之上。日本逐步切断各藩属国与中国的关系,解构“华夷秩序”,以提升自身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被日本利用的最有效手段正是源自西方国家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又称《国际法》),是在调整近代国家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缔结条约,缔约国各方均具有主体平等性,在国际交往中是平行对等关系。《万国公法》导入前,东亚地区内部长期运行着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又称为“册封体系”、“朝贡体系”或“宗藩体系”,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等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是垂直隶属关系。日本也曾是“华夷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世以来,在“日本型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日本停止了与明朝的封贡关系。因客观上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在名义上和事实上始终未能获得与中国的平等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这一心理要求被迅速放大。1870年,日本以“清国不敌欧美列强,而自身也力独难抗”为由,多次游说清政府立约交好。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署,两国从“大信不约”转为“公法相交”。日本虽达到了与中国比肩的目的,但并未就此止步。《中日修好条规》换约第二年,日本借琉球人在台湾生番地区遭杀,以保护“国民”的名义单方面向台湾发兵,制造了“牡丹社事件”(又称“台湾出兵”)。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干预下,中日展开数次论争。在此过程中,清国原有的“华夷观”与日本主张的“公法观”产生猛烈对冲。谈判破局之时,英国的调停化解了一场爆发在即的中日之战,最终清国赔款,日本撤兵。尽管清国以默认日本出兵的正当性暂时保住了对台湾的所有权,但却未能遏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野心。此后,日本又陆续侵朝鲜、吞琉球、占台湾,“华夷秩序”终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正式宣告解体。本文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格局变化为大背景,着眼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给东亚区域关系带来的冲击,以中日近代价值取向和外交思维的差异性为主要落脚点,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和“牡丹社事件”全过程的详述与分析,阐释近代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各国从“华夷秩序”向“公法秩序”变迁的历史必然性。正文由序章、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其中,正文第一章主要阐述“华夷秩序”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以及日本、朝鲜、越南内部固有的“小中华思想”。特别提出在西方列强进入东亚后,中日因同样面临外压,内部机制发生变革,实力对比也随之产生变化,“华夷秩序”初现解构迹象。日本以“公法秩序”为出发点,放大既有“日本型华夷意识”,一方面力图实现与中国比肩,一方面又觊觎中国属国琉球和属地台湾。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解读日美密谋制定出兵台湾计划、日本枉顾中外反对恣意出兵台湾的整个过程。其中第二章侧重挖掘美国前期怂恿并献计日本以及日本取得出兵借口的史实;第三章侧重交代日本出兵全过程和英美后期对出兵的干涉;第四章侧重呈现清政府对出兵的态度和中日首轮外交上的论战。第五章在中日分别以“华夷观”和“公法观”为前提的折冲樽俎基础上,论述两种外交思维方式的差异。第六章阐述日本对《万国公法》的导入、研究和运用及其所雇西方法律专家对日本所持主张的态度。结语部分为笔者对近代东亚格局变迁的思考和分析以及对未来东亚格局走势的尝试性分析。论文以中日两国官方史料和人物手记为原始依据,对1870年—1874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和“牡丹社事件”的细节进行深入挖掘和综合考量,通过梳理国家关系变化的脉络,努力展示近代东亚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向日本主导的“公法秩序”变迁的过程,着重阐述中日两国在此过程中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希望对认识和理解中日外交演进规律和促进东亚地区稳定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