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唐开始逐渐兴起的屯垦戍边政策是联系内地与边疆、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治理良策。从古至今,西北边疆发展与屯垦戍边紧密相连,历朝历代几乎都在边疆实施过屯田戍边政策,规模或大或小,时而兴时而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指出:“屯田兴则西域兴;屯田废则西域乱”。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屯垦戍边政策是我们理解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新疆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边境线绵延5600多公里,与八个国家相接壤。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历朝历代均采取了特殊的治理方式——屯垦戍边。屯垦戍边的职能可以简单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屯垦——即种田耕作,二是戍边——即保卫边疆。作为一种独特的边疆治理策略,屯田戍边政策从西汉延续至今,通过军队在边疆地区开荒耕种,能够极大地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更好地起到保卫边疆的作用。1954年,党中央结合西域发展历史以及解放军南泥湾大生产经验,决定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下文用“兵团”）,顾名思义,既要负责生产,也要负责建设,同时还要起到保卫边疆的作用。与历代屯垦戍边不同,兵团在屯垦戍边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建设边疆的重要历史使命。尽管学界对兵团建设边疆职能探讨颇多,但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关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结合历史史料与已有文献,在解读现代兵团三大职能（屯垦、戍边和建设）地基础上,就其经济建设职能展开了探讨和论证,实证估计了现代“屯垦戍边”政策的经济效益。与过去着眼于阐述客观历史的方式不同,本文是首篇对“兵团与新疆社会经济”相关话题提供严谨实证证据的文章。在分析新疆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部分学者会将新疆和兵团纳入统一的考察范畴。因为在新疆,即有属于新疆地方的县市,也存在兵团设立的县市。除了将两者纳入统一的体系,也能将两者拆开独立分析,所以在涉及新疆发展的文献中,经常存在新疆地方与兵团划分不明晰的问题。但将考察的行政单位从县一级下放到镇一级,可以发现在新疆,除了兵团设立的城市有兵团农牧团场以外,许多地方县市也存在兵团农牧团场。从新疆地理分布上看,兵团农牧团场分布散而广,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并且凡是有农牧团场的地方,房屋、道路密集度普遍较高。可以推测出兵团发展对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向的相关关系,但仅仅如此并不能证明兵团在新疆存在经济建设职能。探索兵团对新疆经济影响的因果关系,需要安排合理的实证研究框架来检验、甄别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从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政策评估方法考察了“设立兵团”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屯垦戍边是中央对边疆采取的一种治理措施,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屯垦戍边是外生政策冲击,符合“准自然实验”特征,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干预实验。为了能够准确刻画兵团屯垦戍边政策,本文创新性的以“兵团农牧团场设立”为核心政策解释变量,考察了当代“屯垦戍边”政策（兵团）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短期以及长期影响。研究表明:一、在早期的发展中,兵团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十年期间政策平均效应在0.464左右。但这一兵团政策可能内生于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尽管影响系数大,这一时期新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1981年兵团体制恢复后,兵团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估计,政策在平均意义上能够带来8.111亿元GDP的提升、4126.836元人均收入的提升。二、本文发现兵团的有效管理、公共物品提供（教育医疗）以及改革开放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兵团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其中改革开放下的兵团政策在经济总量上有显著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一、本文根据兵团农牧团场设立时间和地点构造了核心政策变量（xpcc）,并结合多个数据库,整理出1952-2018年新疆县级社会经济和地理数据,采用严格的计量方法检验了兵团对新疆经济长期影响。本文丰富了屯田制下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证证据。二、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兵团政策对新疆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兵团管理、公共物品提供和改革开放资源配置作用做出了机制检验,考察了兵团政策发挥作用背后的机制,对理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三、本文为发展经济学领域关于地方发展政策（placebased police）和大推进（big-push）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中国家案例,虽然已有文献讨论当下中国地方发展政策的外在效应（Zheng＆Zhao,2020）,但少有研究从长期视角检验地方发展政策影响。本文成为继美国TVA政策相关研究之后,发展经济学领域为数不多的探讨有关大推动（big push）地方发展政策的实证研究文章。同时本文也为推动落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缓解边疆与其他地区发展不平等提供了长期有效的经验。为之后“地方发展政策长期影响”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为地方发展政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