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对行贿罪的重视程度就不如受贿罪,相较于行贿人,我国对公职人员有着更高的要求。愈演愈烈的贿赂犯罪表明,长期以来重受贿而轻行贿的做法并未能有效遏制贿赂行为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和2012年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显示,我国逐步认识到了行贿行为的恶劣性质以及惩治行贿犯罪对于打击受贿犯罪的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的行贿罪立法不够完善,罪状的规定和法定刑的设置都有相应的弊端。因此,本文从我国行贿罪的立法缺陷入手,参考我国行贿罪发展的特点以及域外各国治理行贿罪的经验,提出修改行贿罪罪状以及法定性配置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的行贿罪立法、预防与惩治贿赂犯罪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1979年,行贿行为第一次被写入法条之中,《刑法修正案(九)》和2016年两高出具的司法解释再次对行贿罪做了修改。贿赂犯罪的历史演变表明,我国对于受贿罪的重视程度一直要超过行贿罪,近阶段,我国也逐步加强了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我国的行贿立法存在着以下缺陷:一方面,行贿罪罪状的描述不够明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难以界定,行为对象狭隘,且行为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行贿罪法定刑设置也不够合理,存在资格刑立法空白,罚金刑数额不够明确,特别从宽制度不合理,非刑罚处罚方式不健全等等问题。结合英国、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防治行贿犯罪的经验,笔者建议,在完善行贿罪罪状规定方面,删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行为对象之中,并扩大行为方式;在完善行贿罪法定刑设置方面,要为行贿罪增设资格刑,明确罚金刑数额,删去特别从宽条款中“免除处罚”的规定,健全非刑罚处罚方式。贿赂犯罪的防治是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既要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治理经验,也要立足于我国实际,逐步完善行贿罪的立法,加强对贿赂犯罪的预防与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