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口跨地区流动,既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也是推动社会制度不断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与之相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适应和调整,人口流动的累计效应推动相关制度改革的深入。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制度,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考察人口流动对我国福利制度的影响,进而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推动,对于我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涉及人口学、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以人口流动为出发点,主要内容涉及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与社会保障制度,人口流动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重点在探讨流动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如何保障流动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以及如何优化财政支出来解决因人口流动带来的地区和城乡差距扩大。对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研究较少,对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动更是鲜有涉及。人口流动和制度变革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阶段性的制度变化短期内能够引发人口的集中性流动,人口的长期流动也会推动社会制度的适应性改革。同时,人口流动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但本文在逻辑上选取其中的一个单向驱动:人口流动社会福利制度变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变化,作为研究方向,重点分析由人口流动驱动的社会福利制度演变,进而评估人口流动对于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具体实施上,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对于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效应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出本文选题。之后选取人口学、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可作为研究支撑的相关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后续研究,具体研究路径和重点内容如下:首先,对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变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经验分析。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经历了由经济驱动到政治驱动最终由市场驱动的过程。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利益是人口流动的原始驱动力,从流动人口自身来看,除国家强制性的迁移外,自由流动状态下,人们对更高社会福利的追求是人口流动的主因。人口流动的过程也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与四次人口流动大潮相交织,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挫折与恢复时期、转型时期。尤其是1984年以来的转型时期,我国对传统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了过去由国家负担全部社会福利的做法,形成了由国家、集体、个人共担社会福利的局面。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也从无到有,经历了从制度缺位到制度建构并全面实施的历程。排除人为的强制性的人口迁移,观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下自由的人口流动过程,可以发现我国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的过程中,不仅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有所改善,对流入地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有带动作用。但同时,人口流动也造成了流出地人口流失,劳动力不足,流入地资源承载压力上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而言,人口流动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其次,深入分析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方法”框架下的“功能”和“能力”空间的社会福利函数,并在比较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指数(hdi)、hdi扩充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着科学性、可操作性、可靠性、动态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原则,首先采用系统分析法,根据社会福利所涉及的相关指标,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尽可能全面地一一列出,然后运用理论分析法,从“功能”和“能力”的视角,对社会福利的内涵、特征和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综合,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各指标的采用频度,选出其中具有稳定性和数据连续性的指标。由此构建了本文的社会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功能”和“能力”两个维度,涵盖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旅游休闲和自然环境8大类别34个指标,是对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系统、科学评价的有益探索。第三,对我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模糊逻辑测算。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模糊数学评价方法,主要过程包括:模式识别与模糊化、模糊推理系统的建立、模糊规则与模糊推理、模糊暗示与解模糊化。实证分析中,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测算我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在不同阶段的提升速度不尽相同,并且过程中多有反复。80年代初期,受改革开放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很多原有体制的束缚被解除,社会福利水平出现了一次较快增长,但80年代中后期,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并没有延续之前高增长的态势,80年代末期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推动,1996年开始我国社会福利水平逐年攀升,1996-2003年我国社会福利水平从0.4402提升到0.6122,增幅高达39.07%。2003年之后,受到国内投资加快、居民家庭消费不振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我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增速有所放缓。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恢复、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以及对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和生态环保的重视,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提高,2014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并显示出较强的后续增长潜力。第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将“人口流动率”、“乡-城人口流动率”变量引入社会福利效应分析,采用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水平变动的内在联系,评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乡-城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相关性检验表明:全国人口流动率、控制变量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即全国人口流动率、控制变量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乡-城人口流动率”、控制变量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乡-城人口流动率”、控制变量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也存在长期关系。从趋势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整体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短期内迅速上升之后明显下滑,在小幅反弹及平稳调整后又迅速上升,最后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趋于稳定的过程。同期,“乡-城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趋势与此基本类似,但“乡-城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比全国人口流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提高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水平对提升我国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有更加明显的效果。最后本文结合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以本轮人口流动大潮的特点为考量,在现有社会福利制度变迁路径的基础上,明确未来改革方向,提出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通过建立适合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机制、随迁子女教育制度,创新社区管理模式,让流动人口安居乐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本研究中可能实现以下三方面的创新:第一,选题创新。从目前的文献看,对于人口流动与社会福利的研究,范围基本局限在人口流动与狭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者人口流动与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本文在选题上根据十八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将选题定位在更高层面的社会福利范畴,是对现有研究的扩充和提高。第二,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的创新。目前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衡量的指标体系大多采用阿玛蒂亚·森在合理假设条件下提出的指标计算公式:wt=yt(1-gt),其中,yt是人均收入,gt是基尼系数。本研究在借鉴国外衡量社会福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构建了一个涵盖“功能”与“能力”两个维度的三级指标体系,对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具体的计算中运用了模糊综合评价法,提升了测算结果的客观性。第三,模型构建创新。在探求我国人口流动和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时,从动态化的分析着手,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搭建“人口流动——社会福利水平”函数,在模型具体的实现中,针对我国人口流动的阶段性特征,运用时变参数法进行估计和假设检验,得出了非常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综上来看,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引入人口流动相关变量,通过纵向总结建国以来人口流动与福利制度变迁,评估社会福利水平变化,横向借鉴国内外社会福利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研究的社会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量化研究,并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和时变参数方法深入探讨人口流动的社会福利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对人口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交叉运用,是在跨学科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