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始,《周易》就位列儒经之首,一直为历代经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关注,由此产生了以《周易》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易学。在“述而不作”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易学著作多以“注释”的形式出现。魏王弼的《周易注》和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是易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是《周易》注释中集大成并兼有创新的著作。研究《周易注》和《周易本义》的注释,梳理两者的注释内容,探讨不同的注释者如何注释《周易》,比较两者的注释特征,寻找造成注释差异的原因,对于探索《周易》注释的一般方法,指导《周易》注释的实践,以及提炼典籍注释的一般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注释是一种复杂的传意行为,是沟通作者、原典和读者的桥梁和纽带。本文选取了诠释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以王弼《周易注》朱熹和《周易本义》的注释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种注释的比较以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选题的意义,明确研究旨趣。西方诠释学传入国内后,学术界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研究浪潮,对中国经典注释传统的探讨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其中易学诠释研究则更受学界的普遍关注。分析王弼、朱熹《周易》注的注释内容,总结两者的注释特征和注释思想,为中国古代经典注释提供理论支撑,对丰富注释学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部分,王弼、朱熹注本对《周易》文本语言层面注释的考察。经典注释活动本身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语言文字层面的字、词、句的辨析和疏通,是阐释其深层意义的基础和前提。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原典文本在流传中形成的脱衍错讹、注释者思想的差别以及对原典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不同注释文本中消除语言障碍的信息的不同,因而《周易注》和《周易本义》在注音释词、文字校勘、句读分析、文意串讲等方面呈现了不同的倾向。第三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的义例阐释。《周易》古经由卦画、卦辞和爻辞组成,这就使得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易学永恒的话题,使得象数和义理这一对形式与内容之间充斥着巨大的张力和阐释空间。在这两个问题基础之上形成的易学体例,是《周易》注释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取象和取义两类,但细化到具体方法,不同注释文本的义例阐释往往各有所重,差别颇大,甚至发展创造新的义例。第四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特点的归纳。在分析比较王、朱二注内容的基础上,归纳其各自的特点,揭示这两种注释文本的特色。王弼《周易注》的特点是：以《传》解《经》；贯彻了“得意忘象”的阐释思想：注重爻位和卦时：以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解《易》。朱熹《周易本义》在文本编排上采用了经传分离的古本；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终究为不同,因而注本中对经文和传文有所区分；朱熹认为《易》为卜筮之书,故注文多见阐释占筮之辞；对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主张由象数入义理；并于卷首列九图,以图解《易》。第五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差异之成因探讨。任何注释文本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注释者个人的烙印。王弼所处之时,魏晋玄学流行,朱熹所处之时,理学大兴,而王、朱二人又是其各自时代思潮的代表人物,本体论哲学深刻地影响着王弼的易学思想及其《周易注》,理气关系论影响了朱熹对《周易》理、象、数、辞关系的认识,“《易》乃卜筮之书”的观点奠定了《周易本义》的主格调。此外,注释者的注释观念对注释实践也有直接的影响。第六部分,结语。在全面考察和比较王弼《周易注》和朱熹《周易本义》的注释内容、注释特点基础之上,在分析了影响这两种注释文本差异的因素之后,进而探讨以注释者和注释文本为核心的经典注释活动中,原典意义的保持,注释的创新,新意义的附加,以及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对注释有效性的反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