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次转型,由过去的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人民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伴随着供给侧改革以及市场竞争的强化,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其提供的产品质量将越来越高。但是在此过程中,企业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作为规制者的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对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实施规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对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产品质量选择与政府规制的行为逻辑和福利后果进行探讨,揭示企业和规制者相互作用过程中产品质量提高的路径。首先,本文对模型中的市场结构进行概念界定,根据企业竞争与社会福利理论,分析企业选择与政府规制背后的行为逻辑。其次,通过比较日本、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产品质量发展规律与政府规制方案,发现在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大量的假冒品和劣质品,当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规制后,生产假冒品和劣质品的企业大大减少,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第三,构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企业产品质量选择与政府规制模型,推导出相应的企业利润与社会总福利,并运用数据仿真法对模型的基本命题进行了验证。主要结论有:一、当市场中消费者质量偏好达到一定程度时,新企业才可以在市场中进行产品质量差异化竞争;二、竞争性市场的社会福利高于垄断性市场;三、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政府规制的最低质量标准都能提高市场的平均产品质量,但是在社会总福利上表现不同。在竞争性市场中,最低质量标准介入后社会总福利是减少的,在垄断性市场中,虽然社会总福利增大,但是增大的幅度很小。基于上述结论,从企业与政府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于企业而言,在进入市场前需对市场的消费者质量偏好上限进行评估,以判断是否符合进入市场的条件;垄断企业面对政府的规制,要遵纪守法,打消寻租的战略选择,降低成本。对于政府而言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科学制定最低质量标准,不仅要将假冒品及劣质品阻挡在市场外面,还要保护企业的市场竞争;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一个“助推”;对寻租行为进行合理惩戒,优化营商环境,从而遏制企业寻租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