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与对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一直都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行为,在管理学中,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通常被管理学家们叫做“好士兵”,而做出“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员工,会被称为“坏苹果”。而这两者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联系,互相影响彼此。由于目前老挝处于经济的转型期,社会处于变革状态,这种变革时期对社会道德伦理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尤其在管理领域。这样的变化多体现在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企业员工更多的关注自身利益,对社会道德伦理的自律和意识越发的薄弱,社会道德对企业职员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之间的转换和相互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在道德许可视角下,深入分析老挝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场所偏差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探讨如何有效的治理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实证研究法等分析了老挝企业职员组织公民行为对企业职员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影响,同时将心理学领域的道德许可理论引入到组织环境下老挝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为和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影响机理内,并以此为基础,将道德许可在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分析出来,并将公民行为价值取向作为在这一动态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变量,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为老挝万象企业员工,最终实证分析的结论如下:（1）在道德许可视角下,企业职工组织公民行为对工作场所偏差会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公民价值取向的中介效应只出现在道德许可与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结果中,在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与道德许可的关系中未出现该效应。（3）道德许可和企业职员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相关,结果显示这种正相关关系较为显著;而道德许可与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之间则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4）工作场所偏差也会受到各个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在文末将结论陈述出来并提出了本文目前还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也将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