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一直是中西交流史的重要议题。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围绕中国儒家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礼仪,在各传教修会之间、各修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均产生了长期、激烈的争论；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的耶稣会与强调天主教教义“纯洁性”的道明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在术语选择和对待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态度等问题上针锋相对,而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也经历多次转变。在这场世纪大讨论中,教廷特使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的使华活动,无疑是争执的转折点。1701年12月5日,在教廷内部耶稣会势力的大力举荐之下,当时的教皇克莱蒙十一世(Clement Ⅺ,1700-1721)任命多罗为教皇特使,赴华处理礼仪问题。这次使华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多罗本人也病逝于澳门。作为堂堂教廷特使,却以“囚徒”的身份毙命于澳门,这本身就极耐人寻味。多罗缘何由调停者,变为搅局者,最终沦为受害者?澳门,在这场悲剧中,又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因此,本文选取澳门为视角,以多罗使团来华为研究对象,结合中西文史料进行对证研究；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各方材料,多角度对多罗被囚澳门期间的史实进行再发掘,得出新结论。发掘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从多罗被囚澳门的史实出发,通过这期间澳葡政权、清廷、各教会和罗马教廷的不同态度,窥探各方的不同立场及相互冲突；第二、从中西关系史的角度出发,对比和钩沉重要的东、西方史料文献,准确把握当时的时代背景,并将多罗被囚澳门纳入其中进行综合考虑。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导论,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将为后文的展开作以铺垫。在导论中,本文将对多罗来华前“礼仪之争”的发展作以简单回顾,同时提出本个案的研究动机和选题意义。第一章,多罗使团来华研究学术史回顾。在本章中,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对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作以回顾：一、从“礼仪之争”及教廷使华史的角度整体把握；二、对多罗使华事件的专门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在研究导向、史料选择等方面的特点的分析,提出本个案研究的创新性。第二章,多罗使团来华研究史料梳理。对史料的扎实掌握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因此,在本章中,本文将从中文和西文两方面入手,对此次使华活动的相关文献记录、信件和官方文件作以系统梳理,同时突出涉及澳门诸事的史料,并对其中的重要中西文史料作以介绍。第二部分包含第三、四、五章,这一部分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多罗其人及其成为教廷特使的原因。在本章中,本文结合教廷文献、家谱及其它材料,介绍悲剧事件的主角——多罗,并结合其家庭背景、个人素质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试析其成为教廷特使的原因。第四章,从北京到澳门：交涉失败。在本章中,本文将结合康熙朝满汉文奏折和西文史料,阐述多罗的北京之行,展现多罗与康熙之间矛盾的逐步升级,这一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多罗被逐澳门的原因。此外,在这一章中,本文还将对康熙逐多罗令和澳门被囚地作以考证,并试析康熙将多罗逐至澳门的原因。第五章,被囚澳门：矛盾激化。在本章中,本文将从三个主要群体对被囚一事的不同态度入手,分析他们的不同立场,并展现多罗于澳门的遭遇。这三个群体分别为：澳葡政权与耶稣会；二、教廷和马尼拉总督；三、多罗本人。第三部分包含第六章和结论。第六章,多罗特使来华事件析。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一次尝试性的抽离。在本章中,本文将对使团出发前的欧洲背景进行梳理,尝试将本次使华事件纳入全球史中进行考虑。此外,本文还将结合多罗被逐澳门期间各教会的不同反应,剖析“礼仪之争”中除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新特点。在结语中,本文将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本个案研究的初步结论：首先,从背景来看,多罗于澳门的悲剧具有必然性；其次,在其与清廷交涉过程中,多罗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后,多罗于澳门的遭遇是“礼仪之争”中教会博弈的一个缩影,而多罗本人也是教会斗争发展到顶峰之后的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