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及其对我国深入改革开放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广泛和深刻的认识。虽有诸多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只是临时性的应对,鲜有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系统地思考、研究这方面的功能。我国目前的翻译研究,由于对翻译活动社会属性的忽视或者很大程度上的认识不足,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现实社会中的很多翻译问题没有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分析、思考。本研究由文本世界进入生活世界,视翻译活动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翻译活动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深入考察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系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翻译问题。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本文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与数据统计分析、抽样调查、文献法、问卷调查与访谈等方法相结合,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为研究对象,部分环节以世界其他国家的方针、策略作参照,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思考,揭示问题背后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不合理环节或因素,提出相应合理的、科学性的建议,并在理论上进行深度的分析和阐释。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借鉴、反思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特点,对翻译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系统思考,揭示各要素在翻译活动社会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构建翻译活动的整体运行机制,为丰富翻译学理论提供有参考意义的学术探讨。在实践层面上,运用所构建的运行机制框架,系统思考当前运行机制下存在的各种主要问题,探讨相应的对策和思路,构建、设计、选择和优化翻译活动的各种运行机制,目的是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运行,从而达到最佳发展效能,实现翻译活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研究成果体现政策研究的特色,可以为翻译活动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方案,也能够积极参与翻译组织各方面的建设。在“翻译运行整体规划”方面,我们提出避免翻译运行市场失灵的对策和思路：政府应对翻译出版物加以宏观调控；加强非盈利性机构建设,以对翻译组织的趋利行为进行矫正；发展各种文学共同体,引领读者进入高层次的阅读空间,以便更好地消化吸收引进的外国文化成果。在“翻译系统内部运行机制优化”方面,我们通过分析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翻译运行中的关键控制点,构建了面向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的翻译运行控制管理流程,以期增加运行效益,实现翻译质量的提升。在“译者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构建”方面,我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密集的社会网络有助于非正式制度的执行”这一原理,从学理上提出将各级翻译协会改造为封闭的组织网络,对从业译者采取强制性注册入会的制度,以密集的社会网络来维系和支持翻译质量国家标准的有效执行,从而克服译德失范造成的翻译质量问题。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运行机制优化”方面,我们在指出目前执行机构对中国图书“走出去”运作的不合理之处之后,对法国、加拿大、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在文化政策和版权贸易方面进行了评估,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的资助方针和力度。我们根据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指出我国出版界在现有的“走出去”路径之外,还可以沿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开发新的、更多的版权贸易国或地区,以扩大中国文化的覆盖面。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优化”方面,我们认为唯学科意识限制了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突破目前外语院系、翻译专业的学科边界,以专业为主导,把翻译人才的培养置于各相关学科专业之中,以翻译核心课程架构嵌入各相关专业,采取复合式培养模式。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论文共分六章,每章的具体内容为：第一章为绪论。我们在指出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相对滞后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既嵌入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这一中心议题之中,又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实际状况,以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二章为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要素分析。我们从分析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各要素出发,对翻译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系统思考,并构建翻译活动的整体运行机制框架,以此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翻译活动发展的社会动因(第三章)；揭示翻译运行中不合理的环节和要素(第四章)；调整、设计、构建、优化翻译活动的现有运行机制(第五、第六章)。第三章为翻译活动发展的社会动因分析。我们对1978年至2007年我国从国外引进并翻译出版的图书书目进行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运用详实的数据从共时和历时层面,在国际、国内、译本生产、译本接受等四个空间考察各种社会动力因素对我国翻译活动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研究发现：在国际层面上,经济因素是影响外国文本进入我国的主要动因,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带动了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促进了文本的跨国流动；我国特定时期与来源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依附在外国文本之上的强大文化资本也是促进文本跨国流动的动因；促进韩国文本向我国大量流动的动因是二十一世纪初韩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在国内层面上,我国对外国文本的引进受国家行政性安排、政府部门的干预、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文化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在译本生产层面,改革开放之初,译者社会责任感较强,引进、翻译了大批高质量的作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译者的自主性相对增强,译者的个人喜好成就了一批外国经典文学翻译作品的面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经济利益因素成为多数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或拒绝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动因,结果导致翻译质量下滑。在译本接受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改善个人地位的美好愿望是人们阅读西方翻译著作的动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功利化的阅读需求推动了出版界对这类文本的大量引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成为人们阅读畅销书的动因。这部分的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亦具有启示意义。第四章为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问题分析。我们运用资料统计分析、问卷调查、访谈、文献阅读等方法,对我国目前翻译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检讨,并揭示问题背后翻译运行的不合理环节和要素,为接下来系统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做准备。在文学翻译活动方面,通过资料统计分析、文献阅读分析,发现：己过版权保护期的外国文学名著重复翻译出版泛滥、翻译侵权现象严重、翻译作品文学性差、出版社哄抬版税、译者责任心下降等,这些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主要为市场失灵,规划、调控机制缺失；非盈利机构的辅助矫正功能缺失；文学共同体的引领功能缺失；翻译出版企业差异化经营方针缺失；社会环境对译者的激励不充分；著作权法律意识淡漠：监管机制不健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合理；翻译出版流程控制环节薄弱；社会环境对译者的职业道德约束较弱。在非文学翻译活动方面,通过对33种非文学翻译出版物的抽样调查,发现：翻译出版物存在专名翻译错误、语言知识错误、专业知识性错误以及句法理解或转换方面等方面的较严重错误,这些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主要有翻译出版流程控制环节薄弱；译者翻译能力欠佳,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合理；译者责任心下降,社会环境对译者的职业道德约束较弱；监管机制不健全。这也说明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对现实生活中翻译质量问题的无视。在翻译服务产业方面,结合对214家翻译公司的问卷调查和一家大型翻译公司由盛而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翻译公司在专业化管理与服务、服务能力、译者翻译能力、价格竞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市场准入门槛低；市场监管缺失；流程控制不到位；行业不规范等。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翻译活动功能的发挥,为了保障翻译活动运行有序、健康发展,必须有一套和谐的运行机制来维系。第五章为翻译活动社会运行机制优化策略研究。我们结合现阶段我国翻译活动的特点以及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运用第二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国目前翻译活动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进行思考：翻译运行的整体规划、翻译系统内部运行机制优化、译者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构建、中国图书“走出去”运行机制优化。我们以文学翻译活动、学术翻译活动为主,兼顾翻译服务产业,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整体规划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促进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翻译产品具有精神文化属性,翻译生产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加以必要的干预。对文化产品的引进应该有清晰而明确的整体性规划。对一些极具文化、学术价值但翻译难度又很大的外国图书,政府应有计划地予以资助。新形势下,应重视面向广大读者的文学共同体建设,引领读者积极向上的阅读趣味,更好地消化、吸收文学翻译出版物的内容。非盈利性组织在保护翻译生产活动的文化性、精神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须加强行业性组织建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翻译生产系统的外部要素与内部生产要素和谐互动才能保证翻译活动的良性运行。质量是翻译生产的核心,只有翻译质量得到保证,才能较好地实现翻译活动的社会效益。针对图书翻译活动,我们以译者和编辑为关键控制要素,设计了图书翻译同期控制管理流程；针对翻译服务,我们以译员、项目经理和审校为关键控制要素,设计了面向翻译公司的翻译运行控制管理流程,以实现翻译质量的提升。译者责任心不强、译德失范是造成翻译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上维持社会秩序的内化规范被打破,低流动性的乡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导致人的自律性大大减弱、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而我国关于翻译活动的正式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目前国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国家部门负责管理翻译,对翻译标准缺乏正式的法律制度约束。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重塑译者的社会责任和尽职尽责的翻译态度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密集的人际网络有维持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我国己经出台了翻译服务规范和译文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该国家标准为非强制性标准,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目前,中国译协和各省市译协对会员都是采取自愿入会和离会方式,是一个开放的网络,不能把所有译者纳入译协的网络控制范围,网络密度低。有必要效仿我国一些体育协会的做法,对从事翻译活动者采取强制性注册入会的方式,将各级译协改造为封闭的网络系统。这样,对译者职业道德的约束就实现了非正式制度与密集的社会网络控制的有机统一,翻译质量从而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研读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我们发现相关执行机构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地对待我国的版权逆差,急于求成、贪大求量,确定项目资助之后留给译者的时间极其有限。翻译时间紧迫,翻译质量自然难以得到保证,中国文化的表达就会打折扣。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加强增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质的提升。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中国图书“走出去”扶持和资助是粗放型的,对输出国没有科学的评估机制。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有效地使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应对资助合理规划,对世界不同地域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科学的评估,针对不同的评估级别,调整资助配置,在推广的力度、重心以及资助额度方面区别性对待。我们通过对法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化政策的分析,认为对既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又采取文化保护政策的国家,可以暂时不投入大量的推广力量和资金,但对向我国申请版权贸易资助的项目,可大力资助。通过对德国出版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对那些对我国图书持审慎态度的国家,可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积极培育图书出版中介或寻找国外成熟的、有图书推广经验的出版商以合作的方式或资助推广费的形式大力推广中国图书,争取输入国对我国图书的认同或认可。对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强国,虽然目前我国文化竞争力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但它们是我国文化输出的最大潜在市场。应对中国图书进入这些国家加大资助的力度和额度。中国图书进入了这些经济强国,就可以较顺利地、迂回地进入其他国家。目前中国图书“走出去”只是顺应了“引进来”的路径,忽视了中国经济对外交流的路径。经济交流会带动文化的交流。我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国家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便捷路径。有了中国投资企业直接经济投资的前期铺垫,中国图书走向这些地域遇到的障碍会相对较少,对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开发会就相对较容易,实现图书贸易顺差的可能性就大。等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开发成熟之后,再往其周边国家或地区辐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国文化的全球覆盖范围,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显现。第六章为优化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探索。我们主要探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在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中,译者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译者如果翻译能力低下,即使各种机制都运行良好,也不能保证翻译产品的优秀品质。因此,翻译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我国当前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局限在外语学院的翻译系或外语专业,学科的边界妨碍了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翻译既需要语言知识、翻译知识,更需要专业知识。对翻译人才、尤其是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突破学科界限,以各相关专业为主导,将翻译核心课程构架嵌入各相关专业之中,进行跨学科复合式培养。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翻译人才,通过多语种语言来传播中国话语,扩大中国文化的覆盖面,增强中国文化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实力,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翻译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翻译教学模式,我们以语义和语用为核心,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构建了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语义-语用”翻译教学模式。在翻译公司,翻译技能是一种隐性知识,增加译员的隐性知识、提高其翻译技能是翻译公司增强竞争力的关键。由于隐性知识的缺乏具体的表现形态,翻译公司应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不同层次译员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意愿。这也是翻译公司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我国翻译活动现有的主体框架下,我们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在社会运行中存在的一些较严重问题,就优化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进行了系统思考。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与富有效率的翻译活动微观运行机制相结合,才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翻译活动运行体系,我国翻译活动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理论研究要与时偕行,要随着国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洞察翻译运行的发展趋势,及时对不合理的运行环节或要素做出调整或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