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讨论的清查团专指“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这一临时机构。抗战胜利后,对原日占区的接收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当务之急。但在接收事业中,国民政府出现政策性失误,军队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与滥权现象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接收被讥为“劫收”。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正是国民党政权为应对接收失序所特设的机构,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国民参政会三机关共同组建而成,从1946年7月到1946年11月,在七个主要收复区展开针对接收失序的稽核和整顿工作。战后,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在收复区实行复员和接收工作,这也是国民政府在收复区重建政权组织的第一步。后方人员的大量流入改变了收复区原有的经济、政治格局,官员、军队形成泾渭分明的特权阶层,集体性的贪污滥权侵害地方绅民利益。在地方舆论的强烈不满下,国民党中央开始正视接收失序与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在为期数月的接收中,失序现象愈演愈烈,地方常态的行政监管系统难以运转,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要求整顿接收工作的呼声从地方蔓延到中央,国民政府遂经两次会议统一意见,决定组建清查团彻底整顿接收失序。国民党中央对清查团的赋权不可谓不重,但中央和地方对清查团的诉求存在差异,在清查团与地方主要群体:政府职员、市民群体和新闻界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差异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传统、疲弱的监察权等共同构成清查工作的现实藩篱,使其在获得地方支持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压力。各收复区虽存在区域差异,但各区清查团却有其预定的工作程式,在册籍与实地调查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大抵相同,清查团离去之际,时人对其工作成效产生两种迥异的评价,各区清查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向我们展示了国民政府工作程序的诸多弊病;而透过清查团的行为模式及其工作偏向,我们可以对其成败利钝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清查团具有临时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其存续仅两月,时短事繁,这意味着各收复区的整顿工作将在清查团离去后回归常态。因此大量清查案件的后续调查和审判情况是我们评判清查团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但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对各类清查案件的后续调查审理工作语焉不详。国民政府的整顿行为经过了一个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常态的过程,只有通过清查团重塑政府权能,建立长效的制度保障,才能有效遏制官员借用制度程序牟利的行为,关闭中低级官员合法滥权的通途。在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重建工作中,清查团也有着积极作用。收复区接收失序意味着囤积物资可能因处理不当失去经济价值;官员腐败则造成市场环境的极大破坏,清查团通过调查物资实况及解决产权纠纷,使这两个问题获得有限度的改善,这无疑对收复区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