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66亿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想要持续脱贫,需要重视农民内部脱贫的动力并减少脱贫后返贫现象的发生。近些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人数增加,举家迁移农民工成为当前人口城镇化的主体。但是,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来到城市进行生活,多处于城市的底层,他们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风险很高。一旦有任何风险,他们就可能会陷入到贫困当中。在众多风险中,举家迁移农民工以就业收入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实际意味着就业和收入波动风险可能是其中最大的致贫风险。预测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能够帮助识别那些目前并非贫困而未来可能会陷入贫困、以及那些未来无法脱离贫困的个体或家庭,这些分析有利于识别扶贫对象,对扶贫政策的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并且对我国减贫和安贫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研究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构建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测度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应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VEP)测度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贫困脆弱性进行描述分析。(3)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其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构建OLS回归,分析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4)就业稳定性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组群差异分析。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在不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和其他家庭特征下的就业稳定家庭与就业不稳定家庭在贫困脆弱性上的差异。研究发现:(1)通过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VEP)在2300元/年、1.9美元/天和3.1美元/天三条贫困线下测度的贫困脆弱性略有不同,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是否稳定为标准分组,发现不论是在哪一种贫困线标准下,就业稳定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要低于就业不稳定家庭。(2)就业稳定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3)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及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4)通过对比不同特征下就业稳定家庭和就业不稳定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发现举家迁移农民工就业稳定对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状况为不健康、年龄段越低的家庭里更为明显。对于拥有0套房子、拥有1个孩子的举家迁移家庭,就业越稳定,其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低。对于地区来说,就业稳定性对西部地区的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大。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帮扶城市脆弱群体和提升农民工个人积极性方面给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