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上，由百废待举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从农业社会走“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中，台湾的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劳工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换言之，台湾当局维持劳资关系的大体平衡、稳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地区的劳资关系就像是反映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在“戒严”时期(1986年前)，国民党当局以各种“反共”借口和“非常时期”的法律束缚人民的言行，严重剥夺了属于劳工的各种正当权力，用劳工的牺牲、压抑堆积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和政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民党在不放弃独裁统治的同时，注意保障劳工最低限度的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不使之尖锐对立以至失控，这是“戒严”时期劳资关系大体平衡和劳动秩序大致稳定的一个原因。　　 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台湾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劳资争议空前增多，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工会组织迅速增加，劳工运动发展壮大，显示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及劳动秩序正在酝酿重建之中。劳资纠纷在对抗程度及方式上已有很大改变，呈现出和缓、理性、策略等新特点，表明劳资政三方经过转型期的磨合，已初步探寻出新型劳资关系的规范。可以说，1984年台湾“劳动基准法”的制定以及1987年戒严的解除，已将台湾社会的劳资关系模式带入一个新阶段，而在这个新阶段，台湾企业内的“产业民主”获得了成长的空间。　　 产业民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最通俗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工厂或产业中，劳资双方代表透过某一程序或机制，共同处理工厂内基本问题的一种制度”。产业民主所代表的意义是将管理者独裁式或专断式的管理方式予以修正，让劳工能透过一些管道或机制发表意见，并受到管理者适当的尊重与回应。产业民主可以说是企业组织在劳资关系事物运作上的一种形态或类别，其主要的精神是被管理者在企业经营上可以发出声音，参与决策制定，而这种声音的发出或实质的参与则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劳工组织或其他团体，而参与影响的事物与层次也有所不同。产业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延伸，把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平等和参与等概念带到工作场所中，强调劳工有权参与决策，同时与管理者和雇主在劳工关系系统中应受到同样的尊重。　　 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劳工由于教育水准提高，生活程度富足，需求和标准都大幅提高，因此以往由政府制定的最低法令标准已渐渐不符劳工的需求，劳工开始尝试经由工会组织争取更高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福利，此时自然迫使劳资之间有所交涉与协商。除了有形标准的提高之外，劳工另外也增加了一项要求民主和参与的诉求，希望藉由参与企业决策的制定以保障本身的权益和增进更多的权益，岛内一些大型的公营事业已明显有此诉求，甚而有要求劳工代表加入董事会的个案产生。　　 劳工本身诉求的标准提高和内容转向民主参与，都会对未来劳资关系产生影响和变化。除此之外，劳资关系系统中的主要行动主体之一的“政府”也正在转变。在这一时期台湾政坛出现重大变化，台湾社会进入所谓“政治民主”时期，台湾企业内的“产业民主”受到“政治民主”的影响，获得了新的成长空间。劳资双方对产业民主的诉求不断加强，“政府”已经尝试从主要的角色而设法退居第二线，使台湾社会的劳资关系模式从“劳-政-资”模式向“劳资”模式转变。台湾企业的“产业民主”之花能开多大，将始终与台湾社会未来的政治变化息息相关。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管大陆还是台湾都应该认识到，劳资双方更多的沟通、协商和参与才是二十一世纪劳资关系的基石。研究台湾的劳资关系的历史和发展，有助于了解台湾政治的特点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动态；有助于促进两岸工会界、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健全大陆台资企业的劳工保障机制，形成台商投资的良性循环。本文试对以上这些问题作以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