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姿态是作家在文本世界结构过程中采取的态度策略。它既通过具体的叙事学要素——视角、人称、结构、语言等体现出来，又超出叙事学范围，成为作家对他生存的世界所持的文化立场的表征。　　本文在考察李锐的叙事演变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其90年代以来的叙事姿态及人文立场。作者看到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对阐释李锐的有效性，——在李锐晚近小说中确实呈现出“对话性”的趋势。另一方面，作为对话性的前提，同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叙述姿态，“体验性”特征在李锐的近期创作中有较明显的表现。因此，“体验与对话”成为作者对李锐叙事姿态的概括。　　李锐小说叙事人的文化身份经历了从冷漠的“观察者”到热切的“体验者”的迁移。这个过程也是“作家主体意识”逐渐淡化的过程。同时，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日益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两个过程相伴发生，共同作用，其结果是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终于和乡村世界的主人公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写作由此超越了单纯对乡村世界的表述，同时也成为深刻的“自我表述”。　　文章还指出了作为一种话语组织方式，对话性在《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诸种表现，以此作为李锐小说对话姿态的实证支持。　　“体验和对话”作为叙述姿态，为小说文体美学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态度，则使李锐成为90年代中国作家中“民间立场”的显著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