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社会而言,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是他们眼中不折不扣的“他者”;而对于我(们),研究中医在海外传通的中国学者和读者,“老外”是相对于中医源文化的“他者”。“他者”(中医药)在“他者”(西方)的社会中现状如何?中医药跨文化传通有着怎样的境遇和问题?本研究以传播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作为实证方法,以英国中医药跨文化传通为区域研究目标,结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获得的一手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从临床活动、教育学会、商业运作、政策立法等方面,考察中医药作为“他者”在英国跨文化传通中的传播者、受传者、内容、方式、过程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境遇,及其在与异文化的传通互动中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和改变,分析传通活动的规律、特点和传播障碍,为找到中医药跨文化传通系统的良性运行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观察。这些人类学观察揭示了中医药跨文化传通中的复杂具体的社会文化互动和政治经济境遇,这些远远超出了纯粹医学的领域。在英国,中医药是对主流的国民健康体系NHS的补充,与其他替代医学多元共存和竞争。英国中医形态以针灸、个体经营为主,无论在临床、教育还是商业运营中,呈现非常明显的本地化倾向。英国中医药表现出明显的“东方文化”“异国情调”“自然疗法”色彩,以“古老文明的医疗技艺”的面目大行其道,这凸显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等社会文化的本地构建作用。英国中医现貌是中医及中国文化与“他者”社会文化在传通中双方互动、进行意义协商和文化调适的结果。中医在英国立法的曲折历程揭示了“他者”在“他者”社会中制度层面的脆弱和多方利益角力纷争的政治境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医在英国的传播隔阂仍非常明显,传播系统不够完善,传播手段简单,传播能力有限,明显“去中国化”。建议树立传播意识,多领域多学科介入,完善传播体系,把传播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完善传播途径,改善传播手段,提高传播有效性;注重人才培养,普及跨文化交际培训,提高传播能力;发展国内中医,形成对海外中医的有力支持;政府主导作为传播的组织者,把中医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来打造;把握话语权,注重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