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沈氏的小说创作以194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沈从文多关注湘西与北京生活的前后差异，将眼光投射到自己极为熟悉的故土和乡土生活中，力图挖掘出其故土和乡土社会的丰富文化内涵，《边城》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已达到成熟的高度，并赢得了“文体家”的称誉。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战争流落中，生活清苦、精神寂寞的沈从文，在继续对文学的探索和实验中，在苦苦思索中，在焦虑中，他的思想悄然抵达了另一个彼岸。随着思想深度的行进，作家在纷乱、嘈杂的时代背景下，在纷扰的灵魂游走、寻觅里，将“文学”平行地视为一门技能，一种工具，对“文体”这一类的文学技术，从居安思危、自我质疑、自我舍弃、到自我转向，小说创作随之发生变化。 将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从沈从文一生的创作中抽取出来进行考察，我感到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以单纯的自我生命体验着笔，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追求个体生命意识的凸显，于是将精神触角从紧张的焦虑感中挪移，伸向了一种疏放散淡。这种处于外在时代环境和内在精神世界双重挤压下的疏放散淡的外在表现形式，承担了作家在四十年代那个特定环境下灵魂栖息的内在过渡功能。 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变化是多方面的，我通过精读其四十年代的全部小说文本，以及深入研究其四十年代的全部书信，特别是作品中透视的战争形势下的家族家庭生活状态、人的情欲、人在不利的生存空间里的品德支撑等等，归纳了与其前期创作不同的三点变化，总结了其四十年代小说作品中较集中体现出的三个特点。综观这些变化和特点，我认为沈从文在四十年代以某种疏放散淡为其外在表现形式，来实施其乱世中的情感寄托和焦虑中的心灵慰藉。在对都市文明的怀疑和对理想精神家园的建构中，他通过疏放散淡的不经意来追求人性的美、真、善。作为乱世中一种栖息灵魂的权宜之计，他从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索的焦虑中，回到个人化立场，试图将焦虑的灵魂摆渡到一个相对宜于栖息的疏放散淡的境地。于是，我将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变化梳理总结为--三个变化、三个特点、二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沈从文不单想通过文学表达对于国家民族现状和未来的个人意见，而且更想通过小说创作的疏放散淡，过渡到一个可供焦虑的精神和寻觅的灵魂栖息的彼岸，以期抵达一个能始终保持灵魂独立思考、个性独立存在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