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高增长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后果,发展方式过于粗放,资源能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便是其典型表现之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快速扩张,能耗和污染排放也越来越高,不仅造成了生态破坏,影响了民众身体健康和幸福获得感,也在全球范围造成一定的负外部性。简而言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程度不高,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绿色转型的时候。但要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还必须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即什么是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如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过往研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定义和内涵有一定的阐述和分析,但往往拘泥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水平这一单一层面,较少有文献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表现、路径、驱动因素和转型目的等进行系统性的综合考量和量化分析。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生态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资源,很难依靠市场自发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更多地依靠政府力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我国发展方式转到绿色轨道上来。要概括政府对环境的干预和治理行为,最贴切的关键词莫过于“环境规制”,这也是学术界探讨环境治理机制问题最常见的切入点。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挖掘这一问题,政府进行环境治理也是出于自身效用,政府的决策机制显著地受到我国分级管理体制的影响,而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财政分权”。因此,研究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机制和路径,有必要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纳入分析框架。但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经济绿色转型纳入统一分析体系的研究成果还较少。基于此,本文在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这一主题下,尝试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将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细分为绿色转型的表现、绿色转型的主要渠道、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绿色转型的落脚点四个层面,据此分别选择了中国经济低碳转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中国绿色城市建设四个具体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分别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的低碳转型水平、产业转型升级状况（包括了产业转型升级水平、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性、产业转型升级区际均衡三个子维度）和绿色城市发展水平;同时使用DEA-net模型测算了我国省级绿色创新效率。其次,将环境规制细化为政府环境规制和社会环境规制,分别使用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体系测算了省级环境规制水平;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算了省级财政分权水平。而后,在概念界定、量化测度和机理分析的基础上,综合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分位数模型等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促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提出了政策建议。实证研究是本文的主体内容与研究结论的主要出处,相关章节分别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低碳转型、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城市发展的影响。（1）针对经济低碳转型。本文运用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以及财政分权都和经济低碳转型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政府环境规制或财政分权在低水平上的提升可以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而规制强度或分权水平一旦越过门槛值则会产生反向作用。社会环境规制则有利于经济实现低碳转型。（2）针对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及社会环境规制水平提高都有助于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财政分权在直接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政府环境规制松弛。政府环境规制及社会环境规制都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可持续性;政府环境规制还有利于新经济发展,而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则对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性造成不利影响。政府环境规制和财政分权都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区际均衡的积极因素。（3）针对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在此部分将财政分权拓展为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并分解了绿色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运用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的分段和分位数回归显示:财政分权水平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影响不显著,财政分权效率对绿色创新整体效率的影响大于成果转化效率和研发效率,环境规制对研发效率影响不明显。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4）针对绿色城市发展。本文运用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和社会环境规制都有利于绿色城市发展;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的经济偏向性会挤出环保投入,从而不利于绿色城市发展。财政分权还会导致环境规制弱化,降低绿色城市发展质量。财政分权对绿色城市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分化现象,对东部地区整体表现为积极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却偏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