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的揭示、批判和改造,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毕生孜孜不懈”于国民性研究。他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现实,致力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其创作最集中、最深刻、最鲜明地体现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在其作品中围绕国民性问题所论述的各个方面和独到观点已伸展到该命题的各个重要领域,为后人的学术思索映现出一个系统、清晰的轮廓。因而,就其命题的价值,思考的深度、幅度以及论述的涵盖面来看,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形成了其独特的自我体系。 受鲁迅先生影响至深的台湾作家陈映真,秉承了鲁迅先生沉顿阴郁的风格,沿着其未酬的心愿,继续对国民性进行探寻。陈映真坚持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和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的客观创作态度,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沉着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把思维、创作的目光聚焦于苦难的现当代民族记忆并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其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台湾现当代社会急遽变迁的悲怆记忆,并以历史、人性为创作的基点,敏锐地去捕捉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向,率先揭示出既有浓重历史感,又具有时代前瞻性,寓意格外深广且具有极强思辨性的社会时代课题。 国民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时代背景、民族任务和传统习俗的不同而变化着。 陈映真受影响于鲁迅,承继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二者虽在文学上构成一前承后继的流脉,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形势和民族任务已不尽相同,因此,在陈映真的笔下,虽仍延续着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但已是侧重于对国民性中奴性揭示的同时,着力挖掘国民性中的纯美品质,也就是鲁迅先生后期作品中指出的民族的脊梁。 因而,鲁迅先生是在国难当头,民族生存危在旦夕时,极力挖掘抑制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健康发展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民众的警觉,对优良人性的呼唤;而陈映真处于民族矛盾己趋缓和,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台湾社会新的变相殖民侵略的不利形势下,探寻国民中的优良民族精神,以重聚民族精神,防止国民灵魂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