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巴塞尔协议Ⅱ》为蓝本的资本监管措施忽视了银行业经营的顺周期性问题,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高企最终导致了发端于银行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危机后,对于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探讨和实证检验成为学术热点,学界形成了“收入与估值效应”、“逐利效应”、“政策预期效应”和“思维定式与保险效应”的观点,这四种效应较全面地涵盖了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重要条件。即,货币政策通过改变银行对收入与资产估值的判断、提升银行逐利动机、提高银行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势的预测能力、以及使银行产生“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从而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同时学界和实务界认为应通过资本监管加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并基于相关结论和监管实践完善了银行资本监管的相关措施,形成了现行的《巴塞尔协议Ⅲ》基本框架。但是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的理论机理是什么、在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约束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如何调整、调整后果如何,尚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并从银行风险承担的“收入与估值效应”、“逐利效应”、“政策预期效应”和“思维定式与保险效应”为视角,通过理论模型研究了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对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实证研究中反映出的我国银行业特殊状况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收入与估值视角下,机理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银行收入改变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使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发生变化;资本监管的存在短期内将使银行减少信贷规模来快速补充资本以满足监管要求,长期内随着银行资产结构失衡以及错配问题得到缓解,资本监管将促使银行审视其资产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从而选择更多低风险资产。实证结果显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收入与资产价格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说明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收入与估值效应”存在,但是银行收入对资本监管不敏感,导致长期内银行仍然倾向于配置高风险资产,使资本监管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受到削弱。(2)在逐利视角下,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银行收益状况的不同而有差异。当银行收益水平较低无法弥补成本时,货币政策通过风险承担渠道传导产生的流动性与政策预期相背离,如果提高资本监管水平,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将进一步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反之,当银行资本收益率提高后,资本监管能够发挥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此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下降,通过风险承担渠道产生的银行贷款规模减少,但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资本监管将使货币政策效果更加紧缩。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银行资本收益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只有高于第二门限值时,资本监管才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否则资本监管给银行带来的资本持有成本会加剧银行的道德风险,使货币政策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流动性偏离预期效果。同时,在收益水平较低的情形下,银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较为敏感,而在收益水平较高的情形下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较为敏感。(3)在政策预期视角下,透明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使银行形成了对未来政策方向和经济前景的准确判断,从而改变其风险承担水平。资本监管的存在亦会使银行形成监管预期,如果风险承担水平过高会使其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甚至惩罚,那么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就会收敛,从而抵消银行对货币政策形成的预期。通过构建DSGE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发现,我国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货币政策透明度是呈正比的,资本监管的存在能够降低二者的相关性。因为资本监管的加强能够使银行提高对贷款的监督力度,并且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计提资本缓冲越多,实际上以增加其资本持有成本的方式给银行高风险承担征收了税收,从而降低了银行承担高风险水平的收益,降低其风险承担意愿。在人民银行不断加强政策预期引导、提高政策透明度的背景下,资本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透明的监管规则使银行形成监管惩罚预期来实现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有效监管。(4)在思维定式与保险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其系统重要性的特征而被放大。由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庞大、资本充裕,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杠杆率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管工具,实际上给银行设定了一个稳健的资本水平,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将使银行资产价值下降,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将更多地由商业银行承担,而不是由外部监管者和政府承担,从而使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下降。通过利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货币政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要大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多。由于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是大型国有银行,其资本水平充裕、规模庞大,资本充足率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调控效果不理想,但杠杆率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的调控效果较好,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对于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需要从杠杆率这一工具上寻找突破口。针对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银行发展状况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操作特点,本文从优化银行资本结构和拓宽资产配置渠道以提高银行对资本监管的敏感度、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有效调控、加强政策预期引导提高监管透明度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概括来说:第一个方面,政策当局需要在增加银行资本配置渠道、扩展银行收入来源等方面努力,包括优化银行资本存量、优选资本增量,以及调整银行资产结构,减少银行对利息收入的依赖度;第二个方面,针对资本监管给银行带来的监管压力可能引起银行的道德风险,为避免使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下降,在银行收益水平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可适当降低监管水平来提高银行积极性,还可根据银行收益水平灵活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第三个方面,为有效抑制政策预期产生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政策当局要加强预期引导,提高资本监管政策透明度。包括完善市场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引导货币政策预期的基础。同时提高资本监管政策透明度,使银行形成的监管预期与其形成的货币政策预期相抵消;第四个方面,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监管部门要提高其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对资本监管的敏感度,并实施灵活的杠杆率监管和建立资本监管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