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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状态不但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果。鉴于审判权是一种稀缺的重要社会资源，因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对一国良法善治的实现非常重要。为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深刻认识审判权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性状，其次要充分理解不同的约束条件必定会导致审判权不同的制度选择，再次要从权、责、利三个方面对审判权的使用者进行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实践中审判权的运行状态既有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的一面，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存在相反的事实，因而用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来解说审判权的性质，解释力有限。无论在逻辑还是事实上，追求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审判权，都不等于审判权在实践中就一定是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把“应然”追求当作“实然”描述，是语言误用的表现，不利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是审判权在更深层面且更为持久的属性。具体而言，公力性是指，审判权属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其运行离不开公共财政和公共强制力的支撑；界权性是指，审判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争议资源／财富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决定其归属或者分配；租值性是指，审判权本身就属于资源的范畴，具有价值和财富效应；代理性是指，审判权的使用者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审判权的运行质效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裁量性是指，裁判规则或者案件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无可避免地要受权力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分析，能够跨越时空解释古今中外审判权的各种运行状态，因而理论解释力更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审判权的这些深层属性，才能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更好地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
审判权的有效使用离不开制度载体。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是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选择，因此就同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才是更优的制度。审判权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有信息费用、裁决费用、执行费用、监管费用、量度费用和改制费用等六类。事实表明，审判权的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从总体上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的。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权在宏观层面的制度选择，取决于国家政权架构。人类社会既存在分权式也存在集权式的国家政权，两者分别适应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分权式国家政权的确立，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相互僵持不下，无法形成可集中的政治力量；为避免国家分裂与战乱，各股政治力量只好以分割国家政权（权力分立）的方式相互妥协。如一国之内己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力量，集权式的政权架构就是该国必然的选择。但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制度的运行都存在交易费用。集权制的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明智程度；而分权制则因无休止的党争与掣肘，往往难以成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权组织形式，何者能够以更低交易费用实现一国的良法善治，何者就是最适合该国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政权，是最符合我国实情、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安排；其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了因权力分割而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党争、内乱、甚至战乱。因此，着眼于制度运行绩效，我国的审判权必然要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绝无可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集权式的国家政权同样存在权力分工与监督。权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其使用与自然资源一样，首先必须明确使用主体，否则就会因为权属不明而引发争夺，耗费社会财富。因此，明确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及其职责清单，是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的根本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质，就是将特定纠纷的裁判权力排他性地界定给法官个人使用。这与经济领域中资源产权的界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减少因权属不明而导致的各种交易费用和租值消散。
审判权的运行必须依托法官个人的人力资本／资源（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相应地，对审判权进行激励和约束，实质上就是要对作为权力使用者的法官形成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最大限度实现法官的个人利益与审判权的运行质效相统一。对审判权进行激励与约束的落脚点在于法官的权、责、利三个方面：首先，法官个人权限的清晰界定，是保障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其次，实行司法责任制，追究法官个人错误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是最大限度消除法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再次，保障法官个人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则是激发法官工作积极性，避免法官懒用或者滥用权力的重要基础。当然，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不等于法官职位就是“铁饭碗”。只有分清功过是非，准确量度个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严格进行奖惩，才会对法官个人产生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社会价值。
总而言之，为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审判权在更深层面的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等属性；其次要坚持党对审判权的绝对领导，降低审判权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权力分工与监督，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再次要将法官个人的权、责、利有机统一起来，明确界定法官的权限和责任，保障法官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从而给予法官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实践中审判权的运行状态既有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的一面，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存在相反的事实，因而用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来解说审判权的性质，解释力有限。无论在逻辑还是事实上，追求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审判权，都不等于审判权在实践中就一定是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把“应然”追求当作“实然”描述，是语言误用的表现，不利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是审判权在更深层面且更为持久的属性。具体而言，公力性是指，审判权属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其运行离不开公共财政和公共强制力的支撑；界权性是指，审判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争议资源／财富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决定其归属或者分配；租值性是指，审判权本身就属于资源的范畴，具有价值和财富效应；代理性是指，审判权的使用者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审判权的运行质效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裁量性是指，裁判规则或者案件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无可避免地要受权力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分析，能够跨越时空解释古今中外审判权的各种运行状态，因而理论解释力更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审判权的这些深层属性，才能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更好地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
审判权的有效使用离不开制度载体。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是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选择，因此就同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才是更优的制度。审判权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有信息费用、裁决费用、执行费用、监管费用、量度费用和改制费用等六类。事实表明，审判权的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从总体上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的。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权在宏观层面的制度选择，取决于国家政权架构。人类社会既存在分权式也存在集权式的国家政权，两者分别适应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分权式国家政权的确立，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相互僵持不下，无法形成可集中的政治力量；为避免国家分裂与战乱，各股政治力量只好以分割国家政权（权力分立）的方式相互妥协。如一国之内己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力量，集权式的政权架构就是该国必然的选择。但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制度的运行都存在交易费用。集权制的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明智程度；而分权制则因无休止的党争与掣肘，往往难以成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权组织形式，何者能够以更低交易费用实现一国的良法善治，何者就是最适合该国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政权，是最符合我国实情、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安排；其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了因权力分割而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党争、内乱、甚至战乱。因此，着眼于制度运行绩效，我国的审判权必然要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绝无可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集权式的国家政权同样存在权力分工与监督。权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其使用与自然资源一样，首先必须明确使用主体，否则就会因为权属不明而引发争夺，耗费社会财富。因此，明确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及其职责清单，是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的根本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质，就是将特定纠纷的裁判权力排他性地界定给法官个人使用。这与经济领域中资源产权的界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减少因权属不明而导致的各种交易费用和租值消散。
审判权的运行必须依托法官个人的人力资本／资源（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相应地，对审判权进行激励和约束，实质上就是要对作为权力使用者的法官形成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最大限度实现法官的个人利益与审判权的运行质效相统一。对审判权进行激励与约束的落脚点在于法官的权、责、利三个方面：首先，法官个人权限的清晰界定，是保障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其次，实行司法责任制，追究法官个人错误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是最大限度消除法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再次，保障法官个人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则是激发法官工作积极性，避免法官懒用或者滥用权力的重要基础。当然，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不等于法官职位就是“铁饭碗”。只有分清功过是非，准确量度个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严格进行奖惩，才会对法官个人产生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社会价值。
总而言之，为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审判权在更深层面的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等属性；其次要坚持党对审判权的绝对领导，降低审判权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权力分工与监督，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再次要将法官个人的权、责、利有机统一起来，明确界定法官的权限和责任，保障法官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从而给予法官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