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是指掌握环境信息的主体,一般分为政府和企业两者不同主体,同时负有向社会公众公开其信息的义务,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方式公开环境信息,以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中包含了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例外规定,即要求相关主体保证准确、及时公开环境信息,同时不得公开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这类规定就是环境信息公开中的豁免规定。但是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中对于如何界定“商业秘密”的规定太过简略模糊,原则性的规定无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因此,研究环境信息公开中的商业秘密界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商业秘密成为了政府拒绝公开的挡箭牌,一旦涉及商业秘密,信息公开申请人在取证上有很大的难度,政府一方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因此常常出现政府以商业秘密的界定模糊性为理由,拒绝公民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的申请。并且,《办法》和《条例》中虽然规定了“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的环境信息可以予以豁免不公开,但是该规定过于抽象简单,仅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以及“重大影响”的边界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实践中环境信息公开中商业秘密界定问题混乱重重。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本论文研究环境信息公开例外中商业秘密的判定标准问题、判定路径问题和兜底救济问题,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首先阐述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例外范围,并明确了环境信息的例外具体原则,以及知情权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中的理论引证。其次集中于例外范围中的商业秘密,从其涵义及权属性质讨论中明确商业秘密保密权,正是由于公众对环境信息知情权以及商业秘密保密权的冲突,才导致了环境信息在界定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时的难题。第二章讨论界定商业秘密的标准问题,公共利益测试是学界公认的判定方法,但我国现有条款中并未明确公共利益测试的具体方式,故在公共利益测试上留下了模糊的商榷空间。从阐述公共利益的涵义及衡量原则入手,进一步讨论到商业秘密和公共利益各自的保护边界,从而探讨在环境信息中商业秘密界定的实践方法和完善措施。第三章集中于行政机关在环境信息中的商业秘密界定问题上表现出的消极性,分析得知行政机关消极表现是由于自身的自利属性、观念的滞后和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等因素造成。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进行利益衡量的义务,是否具有判定环境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决断权力,都是法律规定的不清晰在实践中留下的问题。第四章讨论司法审查环节对商业秘密界定的兜底,先明确了商业秘密三个构成要件各自的司法认定标准,对比商业秘密界定在司法审查中的现状困境,突出了司法审查环节中举证责任和证据质证等规则的重要性,从细微规则给出实践建议,希望能够在司法审查环节对商业秘密界定形成有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