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离不开对时间的了解和掌握,因为历史学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以及在过去的不同时刻之间无尽的来回往复的过程。纪年是人们给年代起名的方法,在中国,主要的纪年有帝王纪年、公元纪年、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等。藏文文献十分丰富,其数量居各少数民族文献之首,随着近年来对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很多学者侧重于分析研究藏文文献的文本内容、体例、体裁、或作者生平研究,还未有任何一个学者对纪年法做过系统的研究,因其与藏族历算学专业知识联系颇深,藏族自古就有说法称:“历算乃学史之基本之学”。本文通过查阅藏文文献,以历史学和文献学理论方法来观察藏族先人的治学态度和门径,再结合自己所学的藏族历算学基础知识,对其中所含的纪年法进行梳理和发掘,并且系统的整理和罗列出了存在于藏文文献当中的五种纪年法,主要的研究和结论如下:正文第一章简要地概述藏文文献,主要分为前弘期的藏文文献和后弘期时期的藏文文献,前弘期的主流藏文文献有碑刻文献和敦煌藏文文献,文章详细叙述了其数量和遗存情况,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敦煌写卷的流失情况等。敦煌藏文文献中还包括专门编撰的历史著作,统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包括编号为P.T.1288号《吐蕃大事纪年》、P.T.1287号《赞普传记》、P.T.1286号《十二小邦王名及赞普世系表》等写卷最为典型。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藏族历史进入到一个长期分散割据的时期,藏族史学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谓积累和嬗变并举。在吐蕃分裂时期,随着佛教伏藏的挖掘和伏藏著作的产生,大量署名历史著作相继产生,使吐蕃王朝时期由官方控制历史的记录和写作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史学进入民间,历史著述和学术研究呈现出不受拘束、相对自由的氛围。这一时期一些新的史书体裁和写作体例纷纷形成。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王统史、教法史、世系史、传记等,为此,本人还在此章中明确定义了各种体例的概念。第二章探讨了历算学在藏区的发展过程,首先,叙述在藏族原始社会和吐蕃时期初步形成的本土原始验算,在吐蕃第一代赞布聂赤赞布之前,虽然吐蕃尚未形成系统的历算学,但在后期的历算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查阅到古代物候观测经验,以及本土藏族固有的相关历算知识。本文将其可细分为原始物候历、纺织老人月算法、象雄老人口算等;其次,阐述从印度传入的时轮历,翻译工作是时轮历经典传入的重要一步,诸多大译者在其过程中不但引进了先进的历法,更是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随之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历法流派,分别有启觉系((?))和惹系((?))卓系((?))。第三章论证和罗列了存在于藏文文献当中的五种纪年法,分别为十二生肖纪年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火空海纪年法、佛历纪年法、饶迥纪年法等共五节。以十二生肖纪年法渊源考为出发点,通过最早记录于藏文文献中的十二生肖纪年,进一步论证在吐蕃时期不论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契书皆有普遍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情况,并且细致的阐述了十二生肖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是否由吐蕃人所创制是诸多学者的争论焦点,李树辉认为阴阳五行生肖纪年非吐蕃人所创,它与甲子纪年法无异,是从唐朝传入而来;而邓文宽则认为该纪年法是吐蕃人所创,它虽与甲子纪年法有相同点,但却是吐蕃统治者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吐蕃文化特征的一种纪年法,且可以称之为“吐蕃纪年法”。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是藏文文献中运用最广泛的纪年法,它不仅易记易算,还具有精细缜密的特点。在藏文文献中关于佛陀诞生之年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且形成了多种流派,专门的教历著作的纪年是从佛灭或佛诞向下推,而历书里的教历则是向上推,所谓“向上推”就是以某年历书的当年为零年向前逆推,在多部藏文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是佛灭向下推一类,也就是本文中所讲的佛历纪年法,据《萨钦扎巴坚赞传》记载:该纪年法从赞布热巴坚时期开始在吐蕃兴起,后期普遍用来记录并推算历史名人的生卒年,本章还较为详细的论述了文献中所记年代折合公元的方法及公式。火空海纪年在藏文文献中的运用虽不广泛,但它在饶迥纪年法之前确实存在,并在14世纪的《青史》中也有零散的记载,主要纪年624年至1027年之间的历史,因在文献中较罕见,也有部分学者在翻译藏文文献时,将其错译为人名等。饶迥意译为“胜生周”,其虽来源于印度,但是在印度本土似乎并未得到广泛使用,而传入西藏之后,却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前虽有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但当遇到同名的纪年时仍然难于确定具体年代,古代吐蕃史上某些重要年代出现相差整整60年的不同说法,就是这个缘故,饶迥纪年法虽于1027年传入西藏,但其推行或被藏族人运用的时间则难以确定,因为在14至16世纪的藏文文献中,不管是吐蕃古代史,还是正处于当时的当代史,大家仍然以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的运用为主,记录佛灭之后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偶尔运用佛历纪年法。第四章是结合藏文文献探讨这五种纪年法的特点和其对文献本身的影响,《吐蕃大事纪年》中充分运用了十二生肖纪年法,通过分析其运用特点,阐释了吐蕃时期官方文献的价值和影响,以及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文献引用中的利弊之处。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是现存藏文文献中可看到的运用最为广泛的纪年法,几乎每部藏文历史著作都用该纪年法,尤其在《青史》中更为典型。该纪年法多数用于记录历史名人的生卒和担任寺主之年,再者用来记录赞布继位和建寺年代等,很少用来记录历史事件或各族间文化交流的年份。故此,我认为这不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相关,更与当时的文化趋向相关,虽然饶迥纪年法在当时已传入西藏许久,但未成为历史学家纪年的首选,探究其因,主要是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根深蒂固的主导地位和饶迥纪年的推广力不够所导致。佛历和火空海纪年法在藏文文献中的运用显现出一种零散稀少的状态,《娘若教法源流》和《白史》中部分地运用佛历纪年,即用佛灭往下推的纪年方式,但因对佛诞之年的说法诸多且不同,当该纪年折合为公元纪年时,所指年代时常出现差异,这既是佛历和火空海的特征,也是此两种纪年法之所以未能如同阴阳五行生肖纪年法一样被接受运用之因。饶迥纪年法在噶丹颇章时期之后,较普遍的被史学家们运用,在该期的藏文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查阅到饶迥纪年法贯穿于整部作品,且内容详细具体、层次分明,尤其在寺院志或名人传记著作中较为明显,例如《大昭寺大事目录志》和《彰所知论》等,相比于前四种纪年法,饶迥纪年具有易记易算、详细具体、精细缜密、纪年时限较长等特点,近代所著吐蕃史著作或西藏通史著作更是普遍运用饶迥纪年。第五章探讨了纪年法在藏文文献中的作用,首先,以道理论据(古人的教言)和事实论据(史学理论方法、具体实例)为出发点,论证纪年的必要性和纪年法的重要性,这也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其次,论述纪年法对历史著作的影响,一方面,认为纪年法对作品的体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吐蕃大事纪年》和《青史》中明显显现编年体的特征,另一方面,纪年的准确性和具体连续性是著作的一大亮点,并且对作者的声望和作品的可靠性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以得知,透过藏族历史学者对纪年的重视程度也能看出他们看待历史所具备的严谨精神、客观理性、求真务实、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及能力。浩如烟海的藏文文献也因其详细具体、准确无误的纪年显得更为可靠珍贵。最后,以纪年的利弊和纪年法在文献传承中的作用两个方面论证纪年法在文献传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至今,这五种纪年法虽有运用广泛大小之差别,但它们并没有随着公元纪年等新文化的引进而被遗忘或流失,而是久存于藏文文献中,永久的体现着它们独有的特色,也代表着古老藏族先祖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