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关系进入大发展的洪流时代，如何让公共关系朝向更有效、更伦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固然重要，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素养，去正确理解和积极应对他们所处的这个公关世界，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既关系到公众在公关环境中的生存和自处问题，也关系到公共关系传播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还关系到公共关系的自身发展问题。但公共关系素养研究还尚未真正起步，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的差异性，致使零星的公关素养的讨论也未能形成一个层面的对话。任何研究的基础都应该是明确所研究对象的内涵，如果缺乏概念的清晰界定，研究者们就失去了交流和对话的共同语言。以此，作为公关素养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关素养的概念进行探讨和界定，从而在公共关系研究领域开启一种以公众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和讨论议题。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公共关系是公共领域中利益表达的观点，从赋权主义视角出发，倾向于伦理性的把握，在素养的知识和能力的概念框架下，提出了公关素养概念的多元结构。　　在知识层面，强调把公关传播放在其实践的情境中去理解，强调透过传播现象追问其背后权力-符号关系的批判性思维。对公共关系批判性研究的梳理，使现实中公共关系“伪公共性”的问题得到凸显。这种“伪公共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伪公利性”，亦即将私人利益伪装成公共利益；二是“伪对话性”，支配性利益主体凭借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特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更为丰富的公共关系资源，会将舆论环境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借助“伪对话”手段去追求“伪公利性”的目标，可以在本质上实现操控；但是这种操控在形式上却更为隐蔽。如果不能识别这种“伪公共性”，人就会沦落成为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失去批判理性的被计算的客体。而这种对“伪公共性”的识别和追问，能够帮助我们从本质上对公关传播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从而在伦理上对公关传播进行把握。因此，一个具有自主批判能力的人，需要具有能够识别公共关系的“伪公共性”的知识，具体来说，就是在传播内容层面，通过对隐藏的利益关系的追问，辨识是否存在“伪公利性”；在传播过程层面，通过对传播关系的追问，辨识是否存在“伪对话性”；并对这种“伪公利性”和“伪对话性”背后的深层原因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行为层面，公众通过主动参与传播表达进而参与社会是赋权范式区别于其他三种范式的核心，体现了培养民主社会中具有行动能力的现代公民的理念。通过积极的公关参与，实现自我赋权，通过影响公共关系中利益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实现公共问题上的主动性，反映了公关素养的赋权旨趣。作为公共参与方式的公关参与，有助于消减资源不平等、传播权话语权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改变公共关系中“不对称”的状况和操纵的可能，进而实现民主沟通的理想。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秉承“对话”的理念，公关参与才能成为促进民主的途径，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个人利益追逐的工具而偏离公共参与的初衷，或者因为表达方式的失当而陷入“多数人暴政”“舆论绑架”的困境，沦落为操控的帮凶或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操控，反而与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公共关系传播中以积极的态度、正确的立场和理性的方式表达自我主张的能力，应该成为公关素养的核心内容。　　概括起来，本研究认为公关素养就是公众关于公共关系的知识和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公众在理解层面，通过识别公关传播中利益的隐蔽性、方式的独白性辨识其伪公共性，并在行动上，通过积极的参与意向、对话的参与立场和理性表达的方式，表达自身主张的能力。利益关系辨识、传播关系辨识和对话能力是公关素养的三大核心问题，也是公关素养与媒介素养、广告素养等相关素养概念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所在。　　以此为基础，本研究继而借助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公关素养的多维概念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并通过多元阶层回归分析，检验了由人口学变量、人际沟通模式、媒介使用、公关参与功效意识和公关评价五组变量构成的公关素养影响因素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