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既深且巨,就社会层面而言,战时后方城市出现了普遍严重的住房紧缺问题,当时称之为“房荒”,而重庆住房形势尤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的住宅建设政策办法及其具体实施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秩序,更对前方的持久抗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见,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至关重要。实际上,尽管战前重庆城市获得明显发展,住宅区的地价与房租随之高涨,棚户问题难以避免,但尚未出现住房极其短缺现象。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重庆等后方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房荒。这无疑受到了人口内迁、日机轰炸以及人们无力建房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房荒对人们的基本居住、城市的稳定与秩序形成巨大威胁,成为各方不得不重视的突出社会问题。为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始终要求各级政府主动兴修公共住宅救济房荒,这对重庆同样适用。不仅如此,由于1939年初重庆开始大规模疏散市区人口,随后,行政院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其在组织疏散人口的同时,也在疏散区积极进行新村建设。1941年初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后,也在建设新村、平民住宅及规划专门住宅区等方面做了诸多实际工作和尝试,总之,国民政府在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重庆市政府才是当时住宅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并于1939年7月成立了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随后在疏散区建筑了一批郊外市场住宅和四处平民住宅。抗战后期,鉴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明显减弱,市政府更为积极地推动住房建设。既有社会局改建平民宿舍和筹办合作住宅,也有工务局筹划发行房屋奖券以兴建市民住宅,以及1944年末示范兴建经济住宅。尽管这些计划和方案并未完全实现,兴建的房屋数量也相当有限,但对于缓解抗战后期的房屋紧缺不无裨益。更可贵的是,它们为此做出的一些新尝试。其时,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行政院参考战前《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在抗战初期立足内地,规定各级政府应该奖助民众建筑私营房屋。与此同时,重庆行营也鼓励民众添构市内房屋,但效果甚微。抗战中期以来,政府对奖助民众在疏散区建房予以高度重视。此后,一方面,行政院直属的疏建委员会在疏建方案中提出了多种奖助办法,还专门成立了建筑放款委员会向人们发放贷款。另一方面,重庆市财政局也拟定了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助贷款办法,但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抗战后期,随着日机轰炸的明显减弱,市政府和行政院明确鼓励和支持地主在市内多建房屋以缓解房荒。同时,鉴于住房合作的诸多好处,市政府从1944年初开始全力推进民众组织合作社,虽经过几月时间的筹划,却最终难以实现。总之,在战时重庆,政府确实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住宅建设的政策办法,也修建了一定数量的住房。但直至抗战结束,房荒问题终究未能彻底解决。从更广的视野看,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是当时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对城市本身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也有利于前方持久抗战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