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和“爱奇”，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秉执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著述准则。所谓著述准则，是指著述者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它将对著述成果产生统摄、定向的作用，并且从总体上决定著述成果的基本面貌和价值取向。《史记》的著述初衷与其最终成果并不一致，毋宁说，存在明显的悖离。这正是《史记》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它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司马迁著《史记》的基本的初始准则是：崇儒。但是，《史记》并没有自始至终贯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扬雄始以“爱奇”来评论司马迁，并将之置于孔子的对立面。“爱奇”之论，虽持贬义却并非诬罔之辞。比较《史记》著述起点和终点的不同表述，可知司马迁《史记》的著述准则发生了“崇儒”与“爱奇”之变。司马迁的思想信仰和著述准则发生重大改变，“李陵之祸”毫无疑问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并形成一个分水岭。比较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后不同的著述心态，也可旁证他的著述准则的改变。总之，“崇儒”和“爱奇”，是《史记》全书中并存的两种著述准则，二者之变不是简单的替代或切换，而是此消彼长的错综之变。基本趋势，是从著述前期的“崇儒”为主、“爱奇”为辅，转向著述后期的“爱奇”为主、“崇儒”为辅。《史记》全书是在改变“崇儒”为主，而以“爱奇”为主的准则下完成的。深入分析“崇儒”和“爱奇”这两个著述准则，并着重考察二者之“变”，是解读《史记》的一把钥匙。本文第一章作为绪论，主要对本文研究的意义及方法进行概述。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以“崇儒”、“爱奇”探讨《史记》文本中这两种著述准则。其中第二章，第一节，主要介绍“崇儒”著述准则之由来。分别从司马迁所处之时代背景、所受之教育、所领受其父司马迁的临终遗命等予以展开。第二节，主要探讨这一著述准则在《史记》文本中的体现。分别从司马迁对孔子的推崇和肯定儒家价值观的“仁”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第一节，主要探讨“爱奇”著述准则之由来。分别从独特的个性气质、李陵之祸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展开。第二节，主要探讨这一著述准则在文本中的体现。主要从“爱奇”说概述、司马迁之“爱奇”等两个方面来予以论述。第四章，主要探讨“崇儒”与“爱奇”这两种著述准则在史记中的并存及其此消彼长的错综之变。第一节“崇儒”为主，“爱奇”为辅，主要探讨司马迁对“仁政”的呼唤。第二节，“爱奇”为主，“崇儒”为辅，主要探讨司马迁如何肯定积极进取等有为精神，如何批判社会时弊。结语对全文作了归纳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