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兄弟型一妻多夫制，作为一种罕见而又有历史传承的婚姻形态，其运作结构和生成动因一直议论纷纭、悬而未决。本文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描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三个藏族村庄——所日村、龙西村、雨崩村行流行性兄弟型一妻多夫制的具体情况，从而奠定文化比较的根基。　　 在民族志描述中，这里特意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例如：对所日村的描述停留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层面；龙西村侧重于婚姻形式与家庭组织在社会功能中的运作；雨崩村则注重于外来文化与内部家庭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三种维度各自代表了兄弟型一妻多夫制在藏区流行的某些典型特征，有必要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能获得一个更为准确而具体的认识。　　 本文的首要工作是致力于阐述三个田野个案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差异，然后在存异求同的基础上，分析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深层次动因。进一步分析，本文提出；三个个案中的兄弟型一妻多夫制尽管表层结构殊异，然而深层结构一致。一定社会的婚姻形态，离不开两个变量：一是特定的生态条件，二是当地的文化复合体。两者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又必须遵循基因和觅母这两个变量为指导。换言之，藏区的兄弟型一妻多夫制之所以成为一种极具适应能力的文化制度和家庭策略，与其说来自其于所自身具备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毋宁是这种婚制处于深层结构下的动因，即是基因和觅母在动态地在发生着作用。　　 本论文最后得出结论，主要有五点：　　 第一，在藏区的不同地方的流行的兄弟型一妻多夫制存在着结构性差异。　　 第二，兄弟型一妻多夫制是种以兄弟关系为优势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婚姻制度，是在藏区恶劣的生态或社会条件下和文化复合体的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第三，兄弟型一妻多夫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种正在进程与发展中的婚姻制度。　　 第四，婚姻可以有多种形式，并非只能有一种单一的形式。实行兄弟型一妻多夫制的一个典型特征，不仅因为它必须与其他婚制并存，而且需要与其他婚制（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发生“蹊跷板”式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家庭的三种传递逻辑——垂直、水平和倾斜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人类婚姻形式的选择是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内在统一，其中有基因和觅母在一个深层的结构上动态地在发生着作用。